魏晋风骨与民国报人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46 点击次数：285
魏晋士人的独特风骨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显性基因。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思潮涌动，新闻报纸事业别有气象。民国报人纷纷高举新闻自由的思想旗帜，自觉追求自由表达新闻真实、深入辨析社会真相的权利。他们在新闻舆论阵地上的执着坚守，不仅是对现代新闻思想的积极实践，也是对魏晋时期士人独特风骨的传承与张扬。
关键词：魏晋风骨;民国报人;新闻思想;传承与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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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士人的独特风骨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显性基因。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思潮涌动，新闻报纸事业别有气象。民国报人纷纷高举新闻自由的思想旗帜，自觉追求自由表达新闻真实、深入辨析社会真相的权利。他们在新闻舆论阵地上的执着坚守，不仅是对现代新闻思想的积极实践，也是对魏晋时期士人独特风骨的传承与张扬。
【关键词】魏晋风骨；民国报人；新闻思想；传承与张扬
漫漫历史长河中，一旦中国社会处于政局动荡、中央集权松散、公共舆论相对自由的时期，传统思想文化也会随之空前活跃起来。春秋战国以降，多元政治格局下，儒、道、墨、法、阴阳家、纵横家、杂家等诸多学派百家争鸣，影响深远。及至政权更迭频繁的魏晋南北朝360余年间，道教兴盛，玄学兴起，佛教传入，波斯、希腊等东罗马文化也一拥而入，各种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进而成就了遗世独立、彪炳千古的“魏晋风骨”，以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太康、永和、元嘉、永明、正始等文学盛况。“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清议为特色的公共舆论传统开始形成，魏晋士人的独特风骨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显性基因。
时至两宋前后，战乱频仍，民族交融，理学兴起，雅俗并举，中国思想文化再次绽放光彩。究其原因，缘于统治者疏于管理、无心他顾，文人士子得以张扬个性，逞意而为，传统思想文化借助相对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意识形态与舆论控制间或处于混乱、失序状态，新闻报纸事业借机蓬勃兴盛，营造了多元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社会舆论环境，成为开启民智、思想启蒙的生力军。1900年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在《中国报序》中声称：“因思风行朝野，感惑人心，莫如报纸，故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声振馈，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之起舞，奋发有为也。”
济济多名士，风气旦夕开，诸多民国报人纷纷举起自由表达新闻真实、深入辨析社会真相的思想旗帜。他们在新闻舆论阵地上的执着坚守，从思想文化传统嬗变的视野来看，不仅是对西方现代新闻自由思想的积极实践，而且是对魏晋时期士人独特风骨的传承与张扬，继往开来，厥功至伟。
一、魏晋风骨的传承与嬗变
魏晋风骨，或曰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因其独特的思想行为等被后人追崇、阐释的一种人格范式。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从文学的角度，将魏晋风度归结为：清俊、尚脱俗（曹操），华丽、壮大（曹丕），慷慨（建安七子），反对礼教、师心、使气（竹林七贤），平和自然、“总不能超于尘世”（陶渊明）等[1]，全面展示了一个文学自觉时代里魏晋士人特立独行的独特风骨。
袁济喜在《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中阐释说：“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2]
魏晋时期，除了与当权者同流、曲学阿世的一批“虚伪礼法”之人，士人们多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中，苦苦挣扎，困兽犹斗，展示了独特个性以及人性的复杂幽深。按照《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一书作者高俊林的观点，“大体说来，士人们朝着三个方面分化：一部分仍然固守于政权内部，持身不邪，守道不屈，成为其中的清流，如王祥、傅咸；另一部分避居林泉，栖心山水，成为隐士，如孙登；还有一部分，他们非官非隐，特立独行，品藻人物，成为当时社会的舆论中心，如阮籍、嵇康。我在这里，把他们分别称为名教家、隐者与狂士”[3]。
学界关于魏晋风骨的论述多有不同，但以魏晋士人的名士气度、文学态度和对当世政治的立场选择而言，魏晋风骨已有其丰富的内涵，入世之“名教家”、出世之“隐者”、狂士等被公认为魏晋风度的代表。按照这些分类方法，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其妍媸，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魏晋风骨业已对近千年来的士人风骨产生过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
近至清末民初，种种现实因素多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两宋相似，诸如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思想自由、流派纷呈，以及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造成的社会结构多样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等。民国时期的文人名士也自觉承继了源自魏晋风骨的文化基因，或激昂奋进，或隐逸出世，或持守重节等，为民国的文化发展、政治清明、社会进步而呐喊呼号、殚精竭虑，民国报人尤为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