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政论报刊出版发行特征探微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45 点击次数：153
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相继创办了一系列以宣传改良维新、自强变法为宗旨的报刊。维新报刊虽然得到了不少有维新倾向的官员和士绅群体的经济支援和政治支持，但报刊经济严重依赖官绅资本、报刊出版发行的政治色彩很浓、报刊发行面狭窄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近代社会转型带来的政治动荡中，报刊媒介在政治缝隙中发展空间有限，随着运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停刊。
关键词：维新政论报刊;出版发行;媒介生态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兴豪，衡阳师范学院教授（衡阳 421002）；许光，长沙学院讲师（长沙 410022）。
【内容提要】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相继创办了一系列以宣传改良维新、自强变法为宗旨的报刊。维新报刊虽然得到了不少有维新倾向的官员和士绅群体的经济支援和政治支持，但报刊经济严重依赖官绅资本、报刊出版发行的政治色彩很浓、报刊发行面狭窄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近代社会转型带来的政治动荡中，报刊媒介在政治缝隙中发展空间有限，随着运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停刊。
【关 键 词】维新政论报刊；出版发行；媒介生态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维新运动时期掀起了近代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据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的统计，在1895至1898的三年内，全国报纸种数陡增了3.7倍，“报馆之盛为四千年来未有之事”。本文从媒介生态的角度来论述维新政论报刊出版发行的特征。
一、报刊经济严重依赖官绅资本
维新报刊的创办资本，主要来自有维新倾向的官员和士绅群体。从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开始，至《时务报》期间，维新派报刊的资本主要出自官绅资本。
《万国公报》的创办资本，《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叔衡立钧，及沈子培、子封兄弟、张馔之孝廉，陈□□，即席约定，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1]其中，资本捐赠者陈炽为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袁世凯为浙江温处道，杨锐为内阁中书，丁立钧为编修，沈子培为刑部郎中，沈子封为编修，张孝廉为编修。从《万国公报》的资金来源看，主要是捐款，捐款者集中在京城和地方官员以及士大夫上，如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翰林院编修沈曾桐、丁立钧、张孝谦等人，连李鸿章也曾表示要捐2000两银子入会，由于甲午战败后他的名声不好，没有被强学会接受。
《时务报》的筹办资金主要来自上海强学会的余款，这些余款是张之洞等官僚士大夫所资助的。在开办后，《时务报》陆续接到不少捐款，“黄遵宪捐了一千元，向盛宣怀捐了五百两、邹陵瀚募了五百元，黄爱棠、朱竹石各捐得一百元”。[2]据统计，对《时务报》个人捐款共96人。[3]基本上来自官僚士大夫、地方官员和士绅。
《湘报》的创办资本也具有该特征。唐才常在《湘报序》中云：“熊君秉三（熊希龄）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渡，乃鸩同志集巨赀设《湘报》馆。”[4]由此可见，《湘报》由熊希龄等集资。同时《湘报》的出版还得到了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他每月自公款中拨银200两以助经费。所以，《湘报》的“发行取值报廉，仅收工本纸张费”[5]。
由上可知，报刊的资金来源途径是十分有限的。随着维新运动受挫，许多官僚士绅（如袁世凯之流）倒向顽固派一边，切断了资金来源，使许多报刊因资金问题难以为继。王修植、夏曾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国闻报》将来销路不患不广，而独馆中母财不足，开销太大，深恐难以持久。”报刊经济不能独立，而导致所办报刊的短寿。以《时务报》为例，当时年少气盛的梁启超愤而离开《时务报》，究其原因，除两派（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外，报刊经济不独立也是一个主要因素。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言：“无论受何方面之补助，自然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最少变受牵掣。”[6]而当时对《时务报》的“支配与牵掣”主要来自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我们知道，《时务报》的多数筹办经费来自张之洞的捐款，张也就成为该报的“当然股东”，自然很有资格控制这份报纸。当报中言论过激，超出他的意愿时，他通过汪康年横加干涉，多方排挤梁启超，限制其言论自由。梁走后，《时务报》实际上就沦为洋务派的“喉舌”了。1912年梁启超追忆当年张之洞插手干预《时务报》的情况说：“设《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文襄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佣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