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第一份中文日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研究

　　【英文标题】Han-wen Taiwan Nichi nichi Shin Po as the First Chinese Daily Newspaper in Taiwan: A Historical Study

　　【作者简介】夏春祥，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副教授（台湾　台北　00220）

　　【内容提要】作为日治时期总督府的御用新闻，《台湾日日新报》的形象根深蒂固。本文尝试指认它在新闻史上的意义——首创台湾社会的报道体例，也开启台湾政治力量介入新闻媒体的最早案例，继而影响了后来国民党主政时被称为“侍从报业”的新闻媒体。研究发现，1905年的《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实是单独发行的报纸，虽然它酝酿自日文《台湾日日新报》的中文版，但其内容与日文报纸是有区别的，因而，该报是台湾第一份中文日报。

　　Being the widely-circulated newspaper at service for Japanese imperial rule, "Taiwan Nichi nichi Shin Po" has long been stereotyped as government's loudspeaker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Based on this academic stereotypical image, this essay tries to re-examine the case and give it a new light in terms of its significance in journalism history. The author asserts that "Taiwan Nichi nichi Shin Po" not only defined the style of news reporting for Taiwan journalism, but also paved the way, by setting an clear example, for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Taiwan, which naturally led to the so called "patron-client journalism" in the KMT regime. Furthermore, this "Han-wen Taiwan Nichi nichi Shin Po", while originated from the Chinese page of "Taiwan Nichi nichi Shin Po", is now clarified as the first ever daily newspaper published in Chinese language. It is in fact entirely independent from the original Japanese "Taiwan Nichi nichi Shin Po".

　　【关 键 词】御用新闻 中文日报 《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Journalism as government's loudspeaker for imperial use/"Taiwan Nichi nichi Shin Po"/"Han-wen Taiwan Nichi nichi Shin Po"/Chinese daily newspapers

　　考察台湾社会中的第一份报纸，普遍印象多来自于两份文献，一是历史研究者洪桂发表于1957年的硕士论文——《台湾报业史的研究》[1]不载页数；二是美籍华人潘贤模写的关于台湾初期新闻事业的探索[2]24-25。前者认为刘铭传办的“邸抄”，“即为台湾最早的报纸”[1]第一章；后者则在大英博物馆中找到《台湾府社教会报》①原件，指出“《教会报》之创刊，不仅为台湾新闻史展开了第一页。同时，在整个台湾文化史也是一件大事。”[2]25

　　洪桂己提到的“邸抄”，是根据黄宗河（1847-1895年）[3]的记述。“邸抄”只是不定期地用手抄写，最多就在官府中人流传，对今日报业影响不大。至于《台湾府城教会报》，确实是台湾的第一份定期刊物——每月发行，只是，它是以闽南语白话字刊行，加上以宗教为动机，因此对今日台湾的新闻报纸的发展也作用有限。

　　美国学者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讨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时，便曾指出每日被阅读也被丢弃的日报，创造了想象民族时最动人的社会仪式[4]，因此本文转向当代最为世人熟悉的报纸形态——日报；今日台湾社会是以中文为主要语言，因此第一份中文日报实有其意义，本文因此聚焦在日本治台时期最大的报纸——《台湾日日新报》。目前台湾新闻史中最普遍的读本，是王天滨撰写的《台湾报业史》。书中有专章讨论：“一九○○年以后，《台湾日日新报》已完全变成台湾总督府统治台湾人民的御用工具……该报首先在一九○三年初，在中文栏上加上《台湾日日新报》的报题；一九○五年七月，全面发行汉文版，为四开一张之小型报，翻译《总督府报》并载于其中，每份售价四角五分；日文版仍然维持一张半，售价六角。”[5]

　　照此段叙述，《台湾日日新报》拥有汉文版与日文版，且汉文版之前已有中文栏。疑问在于，汉文版与日文版始终是一份报纸中的不同版面吗？笔者查阅原报发现，从1905年7月1日起，原《台湾日日新报》的汉文版已经加上“汉文”二字，成为一份独立的报纸。这是迄今还没有人指出的。

　　一、《台湾日日新报》：御用新闻的现代特征

　　从1898年5月6日创刊发行第一号，直至1944年3月31日为止，《台湾日日新报》在总共的47年间发行了15836号（见表1），在时间上经历了日本明治（1868-1912年）、大正（1912-1926年）与昭和（1926-1989年）三个时期，有19位总督先后到任。在它创刊之前，台湾存在两份报纸，一份是在1896年6月17日“始政纪念日”时发刊的每周刊物《台湾新报》，另一份是《台湾日报》（1897年5月8日）[6]。二者都是日人创办，加之得到总督支持，因此受政治影响很大，日本国内的派系争斗如萨摩、长州等的紧张因而延续过来。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上任后，认为两报紧张会影响殖民地统治，遂透过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将《台湾新报》与《台湾日报》合并成《台湾日日新报》，以图整合力量来处理马关条约以来全台各地纷纷发生的反抗事件，并求在政治上统合、言论上一致的情况下治理台湾[7]。而在日后，台湾总督府确实透过这份报纸及提供补助金的方式，积极推动台湾的南进政策，与经营福建的对岸政策，例如：善用“台湾籍民”[8]，扶植《闽报》等[9]，以遂行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华南与东南亚发展的意图，《台湾日日新报》因而扮演了“开发台湾的先驱、帝国南进的向导”角色[10]。

　　第一号的报纸中共有10版，其中两版（第一版与第四版）用的是中文（见图1）。从内容上说是杂报与文苑，其余日文版面则为社论、杂报、电报、诏敕、绘图、文苑，与广告等。这样的内容分配是《台湾日日新报》的典型模式，讯息则数则依版面多少而有变化。

　　仔细分析，第一版中的中文有各地杂报，包括了美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战事，以及大陆沿海与台湾各地的新闻讯息（主要在版面右上位置），左下则有律师事务所的广告，中间有两则讯息，一为《台北官民大恳亲会祝文》，一为东海莘田《拔剑斫地说》，内容都在阐释日本统治的正当性。

　　观察这些版面编排的逻辑，实乃日人治台观点的体现，不同声音无从展现。更重要的则是各地新闻的选择，均以政治面向为重，这样的议题设定就使报道文体与评论文字有了轻重之别，我们因而推论《台湾日日新报》虽具有现代报业的表面形式，但对报业的现代体例未有进一步认识。在发展上，这较接近国际报业演变历程中的政党报纸，即将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公开化；《台湾日日新报》当然不是政党报纸，更加精确地说，应该是国族报纸，亦即是将国族同异中的“差别”政治化并将之表述出来，以使其在公共含意下将特定私人意见转化。只是，殖民地位置使得这种内容发展更加偏狭与极端，从而使得殖民者各个面向得以呈现；相较之下，被统治的民众声音消失了。

　　这些都可以印证报纸的职业形式，此时乃是作为政治工具，尚未有专业主体；那种因为商业因素，而在美联社提供的稿件，与便士报中发展出来的客观报道，在此地没有发展空间。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1946-）在讨论客观新闻作为专业意理时[11]，是伴随着美国1830年代那种平等主义（equalitarian-ism）的信念；台湾此时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不可能有表达自由的保障。而在对日本五十年统治中的报纸进行整理之后，研究者张围东在《日据时代台湾报纸小史》一文中指出：“日本台湾总督执行彻底的新闻统制政策，实施事前检查制度，报刊内容，非官方供给，不得自由采用新闻。”[12]

　　换句话说，新闻作为一种传达新近变化的讯息类型，在日治时期尚未有完整清晰的当代形式，只是一种比较素朴的形态，类似于当时信件中的讯息听闻，只是台湾、日本各地，与当时台湾官方的大量信息，都以中文、日文并陈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个体的“它者”（other）经验不同于十年前清朝治理下的生活世界，开启了台湾人以一种当代形式认识自身的开端。

　　事实上，这种中文与日文同时出现的情况，早在《台湾新报》时便已存在。这种情况是响应当时台人都以中文为主要语言的社会结构，而这也是章炳麟于1898年底来台担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的背景，直接原因当然是1898年光绪皇帝戊戌政变的失败，只是章炳麟12月抵台，翌年5月离开，时间短暂，加上很少到报社上班，因此并未构成对《台湾日日新报》中文版面的太大影响。《章太炎与台湾》的研究者王飞仙写道：“不常登社有可能与章太炎以往的报纸经验有关。在渡台前他虽曾在《昌言报》任职，但该报性质与《台湾日日新报》不同，并非每日出刊，也不以新闻报道为目的，而以发表特定立场的政论为其主要内容；《台湾日日新报》虽草创不久，但规模初具，已有了现代传播媒体所具备的固定体制与规范……”[13]

　　这样的论述虽然不够精确，但大体合理，可被接受。只是，“虽草创不久，但规模初具”的论述比较模糊，并未注意到日人在德川幕府与明治维新以来对新闻观念的接受③，而这也影响着《台湾日日新报》的两份前身，这些都是1898年5月6日第一号中便已有相当多“杂报”出现的基础，而这也是今日新闻报道的前身。

　　这些背景都反映出第一个问题意识，那就是《台湾日日新报》在新闻史上的意义。大体说来，御用报纸的界定可以理解，亦即以官方意志作为基础，缺乏报纸自身的独立判断，以至于很多事件不会被揭示出来。新闻史研究者朱传誉，便曾在介绍台湾革命报人林呈禄和他所办的革命报刊时写道：“报纸是重要的史料，当时几家日人办御用报，一向不登有关台胞从事民族运动的消息。有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消息，自然都是捡对他们有利的刊载。因此，这些报纸只能算是日本总督府的公报。”[14]138关于《台湾日日新报》在报道内容上的表现，曾担任过日本地方公职、也曾在台湾省府担任过民政厅长的清水人杨肇嘉便以“应声虫御用报”[15]加以形容。只是，御用的意义有其限度，毕竟47年间的表现也非一致，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台湾，更开始一波重新检视过去的风潮，历史、社会、人类等各学术社群都积极开展，唯新闻、传播社群反倒是进展极慢[16]，进入21世纪之后，此份工作与传承更显重要。

　　在此，创刊时两份前身报纸所属派系的政治紧张、创刊时儿玉总督的政治期待，以至于《台湾日日新报》的政治角色，以及总督府的新闻政策等，无不显示出：与其说是御用报纸，倒不如将它视为是台湾社会中让政治力量介入报纸，以希冀产生强有力社会控制的最早案例，毕竟它也产生了今日意义里的报道文体，也就是新闻。

　　在新闻史上，若只因其御用而省略，实无法阐述清楚今日台湾报业的种种表现。毕竟在扮演官方声音传达者的过程中，它也带来台湾人民对于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