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纷争与舆论精英的媒介话语选择

　　【英文标题】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taff Officers and the Choice of Media Discour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王天根，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王天根，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以报刊为核心的媒介系统始终处在战争的压力下运作。舆论精英的媒介话语选择离不开其著述的文本，更不能脱离其存在的社会语境。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两大幕府相互倾轧，严复、章太炎、李提摩太等中外舆论精英游说其间，在政治利益角逐中扮演角色。近代舆论由器物上的洋务转向维新变法，舆论精英面对政统、道统抉择的两难，学术良知往往决定他们放弃因谋生需要而投靠某个利益集团，从而坚持学术上的自我。即政治上可以应变乃至投机，但有其学理取向上的底线；两者冲突时，学人多回归学理上的价值取向。这对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格局变迁及社会舆论趋向颇有影响。

　　The media system with the press as the core always operat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r in modem China. The opinion leaders' choice of media discourse cannot be seperated from their writings, or be divorced from the social context..Around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Li Hongzhang's and Zhang Zhidong's staff jostled against each other. Yan Fu and the others couldn't decide which of the two to joi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ole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opinion leaders played in the conflicts and tries to find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mportant cultural characters. The discourse choice of the opinion leader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tendency of public opinion.

　　【关 键 词】晚清幕府 近代报刊舆论 媒介话语 the staff offic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public opinion/media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1－0062－09

　　内战与外战交织下的近代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分水岭，战败引发了朝野上下普遍的舆论探讨。其时社会舆论在政统、道统层面展开了大讨论，救亡压力下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成为舆论的焦点。学习之后的社会变革当然要牵涉到社会资源及权力的重新分配。面对救亡舆论下社会变革的合法性阐释，救亡图存压力下各个军政利益集团运用媒介为本集团牟利，展开政治宣传，维新舆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媒介意见的汇总。维新舆论媒介的建构离不开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或直接或间接与幕府有联系，特别是与幕府的社会定位及价值取向有关系。晚清政治变革涉及道统与政统两难抉择的社会语境，舆论精英的媒介话语选择侧重探讨借助报刊进行文人论政的思想策略，即首先是经世，其次才是学理论证上的合法性。但政治上的应变不能以牺牲学理上的价值取向作代价，这是作为舆论精英的幕宾与幕府关系的底线。下文从精英人物与军政利益集团的关系探讨近代舆论转向的社会语境，并分析中外舆论精英在晚清幕府利益冲突中扮演的角色。①

　　一、甲午战争前后幕府兴衰与幕宾的言论立场

　　甲午战争期间，政治舆论动员背后有派系纷争。李鸿章、翁同龢或谋和或主战，两者之争尚有狭隘的政客私利。而作为舆论精英，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举措及舆论动员意在为近代中国寻找出路。除康梁这一派外，维新舆论中媒介建构力量，部分源自幕府中知识人物，尤以李鸿章、张之洞幕府为代表。甲午战前，王仁堪以状元外放镇江知府，他对梁鼎芬说：“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1]无论就地缘关系还是政治资本而言，李、张幕府在众多的军政利益集团中都有其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法战争以后的晚清政局。

　　（一）甲午战争李鸿章及其幕府的衰败与舆论精英的舆论评判

　　甲午战争改变了晚清政治格局中李、张幕府的政治地位，对李鸿章冲击尤大。正如梁启超云：“中国维新之萌孽，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没。”[2]可以说，李鸿章幕府式微，始自甲午战争。面对甲午战争，李鸿章常囿于个人政治得失，扮演不了引导舆论的舆论精英的角色，其原委如梁启超所揭示：“李鸿章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制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3]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后虽未能左右国内舆论的导向，但他本人很注意国际形象，亦常接受外报刊专访。甲午败绩使得李鸿章声名狼藉并受罚，但《纽约时报》1894年8月6日的报道《李鸿章黄马褂被清廷褫夺，带罪领军》[4]仍称道李鸿章政治形象，说他“以‘清国伟大政治家’的盛名享誉于世，目前在公众面前仍保持着很卓越的名声”。[5]谈及李鸿章个人形象时，该报道称：“李在两三年前得过一次麻痹症……虽然李康复后的身体不如先前那么壮实，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机旺盛的老人，一点没有书生文弱的形象。”[6]甲午辱国，李鸿章在西方新闻媒介话语表述中仍以良好的形象呈现，可见其颇有外交手腕及政治派头。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幕府中幕宾多有重视报刊舆论的人物，如伍廷芳（1882－1895年入李鸿章幕府）早年有办报经验，1858年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颇受英国文化氛围影响，常为《时务报》撰稿，是近代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再如严复、宋恕等作为李鸿章幕府中的舆论精英，在言论阵地上举足轻重。曾留英的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提出“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7]认为这是西方富强的奥秘所在。反观李鸿章幕府的政治形象，严复在《直报》及友朋书信中称北洋的人际关系网络建构在亲缘、亲信基础上，这导致其指挥晚清政局失灵，海战中受日本巨创，无可避免。[8]相比之下，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教习宋恕后在《经世报》上发表言论，支持李鸿章。严复、宋恕等对幕主的选择，既与其在幕府中的经济地位及文化身份定位有关联，亦与幕府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其时，受舆论谴责的李鸿章利益集团内部亦危机四起。王修植等对李鸿章代表的北洋水师及其学堂颇多不满。总体上看来，随着中国海军节节败退，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派系中王修植、严复等掌握的《国闻报》针对北洋军政利益集团腐败所发出的舆论呼声，表明救亡压力下李鸿章幕府内部离心力加大，也反映了严复等舆论精英的政治抉择。

　　（二）甲午战后张之洞及其幕府的崛起与舆论精英的舆论支持

　　甲午战争的封疆大吏中能与李鸿章抗衡的就是张之洞，“之洞于交涉之事，著著（处处）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9]李鸿章在第一次会见传教士李提摩太时，就称：“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10]“《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他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11]甲午战后，张之洞军政利益集团在舆论场域上有其经营方向并有自己的特色。张之洞钟情国学，其幕宾亦多精研朴学的人物，成为舆论动员中主张保存民族特质的重要舆论精英。如著名国学人物陈衍（1898－1902年、1904－1906年，两度入张之洞幕府）曾为湖北官报局的总纂。后成为国粹派代表人物的章太炎于1898年入张之洞幕府，在张之洞授意下创办《正学报》并为之鼓吹。汪康年曾于1890－1894年入张之洞幕府，后执意离鄂往沪办报，得到张之洞谅解并资助。吴樵致汪康年信称：“闻南皮为公筹四十金，湘中四十，报馆廿馀，公为富人矣，甚羡甚羡。”[12]叶瀚致汪康年信亦称：“今年吾兄来鄂，奉帅委兼办译书局事，采买译述，实兼两局。”[13]汪康年在上海办报，也还在张之洞幕中兼差，领取丰厚的薪水。张之洞的幕宾邹代钧致信汪康年亦称：“香帅又予公四十金，甚善甚慰。淮阴多多益善之说，可为公诵之。”[14]张之洞在经济上支持汪康年显然有其控制舆论的目的。与汪康年相比，梁鼎芬的情况有所不应。梁鼎芬素喜时政，好发清流高论。中法战争期间，他以清流身份抨击李鸿章，与清流四君子之一张之洞相呼应，主张对法作战。后遭慈禧太后打击，虽辞职还乡，但其清流的身份得到士林确认，同时也为张之洞欣赏。1886年4月，张之洞聘梁鼎芬主持惠州的丰湖书院，后又支持他参与创办广雅书院，并任院长。梁鼎芬曾促成汪康年创办《时务报》，自己还作为张之洞幕府的代言人对《时务报》遥控。张之洞、梁鼎芬等的行迹表明，晚清幕府之间的派系纷争，大多为政治变局中争夺更多的发言权，从而占有更多的政治资源。

　　总体上看来，甲午战争前后，在政统上与幕主合拍或分歧的舆论精英，在学理上本着传承中国传统的“立言”的人文角色看待报刊，投身舆论场域，利用报刊发表对时局的高见。即政治上可以应变乃至投机，但有其学理取向上的底线，两者冲突时，常放弃前者而回归学理上的价值取向。李、张幕府中文化精英在政统、道统上抉择两难，对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格局变迁及社会舆论趋向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