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甲谈在解放后《大公报》的经历：从《进步日报》到《前进报》

　　原题：从《进步日报》到《前进报》——我在解放后《大公报》的一段经历

　　作者简介：张颂甲，原《大公报》夜班总负责人、原《中国财贸报》副总编辑、《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建材报》原社长兼总编辑。

　　《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跨越了晚清、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和平建设等历史时期。

　　报馆从天津起家，曾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北京等地出版。随着全国各地相继解放，天津《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出版；上海《大公报》保持原名出版；重庆《大公报》则改为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维持原样，始终未作变动，至今正常出版。

　　1953年，上海《大公报》奉命迁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以《大公报》原名出版；1956年北京大公报社新楼落成（即今北京西城区永安路北京邮局大楼），天津《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为避免红卫兵的冲击，《大公报》于1966年9月15日被封停，更名《前进报》出版，只办了45期，随着首都各报纷纷停办，《前进报》无法抗衡，于当年12月29日再次被红卫兵封停。

　　文人论政　曾经辉煌

　　北平解放不久，我就投入由《大公报》改名的《进步日报》工作，延续几十年，算得上大公报社的老人了。但余生也晚，对于晚清和民初时期的《大公报》既不了解更未参与。我最早认识《大公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我作为流亡学生，在四川读国立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不仅是我，可以说所有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都关心国是，他们最喜爱读的报纸就是重庆《大公报》。在陪都重庆，每天清晨，有多家日报率先出版，但购报者却寥寥无几，《大公报》因印量大，报纸发行先外埠后本市，往往要在上午九、十点钟才在街头露面，可是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记得有一段时期，重庆《大公报》曾刊登启事，因印刷能力有限（当时是用平板机印报），头天的报纸到次日上午还未印完，因此劝读者不要再订阅《大公报》了，一份报纸请大家传着看。为什么读者对此报情有独钟？无非是因为她的报道比较客观、公正、翔实，敢于针砭时弊，能替老百姓说话。

　　在旧中国，《大公报》一贯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办报纸。她既敢于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及其要员的腐败和反动行径，也不时刊登一些文章批评当时在野的中国共产党。

　　批评国民党当局最甚者，莫过于1943年2月1日刊登了记者张高峰写的《豫灾实录》，如实报道了河南省人民遭受“水、旱、蝗、汤”灾害，景况惨不忍睹。总编辑王芸生对比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情况，愤笔写出《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评论，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由于《大公报》不断地对国民党尖锐抨击，重庆《中央日报》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是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其目的是助长动乱，危害国家”；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批评共产党最甚者，莫过于1941年5月21日，王芸生写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无端指责十八集团军“不积极抗日”，当夜，周恩来在致张季鸾、王芸生函中，逐条加以驳斥。又如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论，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指责。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逐一予以辩驳澄清。

　　当时的《大公报》对两党虽然“左右开弓”，但以左的力量为大。批评中共的文章为数不多，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则连篇累牍。国民党政府宣传“戡乱剿匪”，诬共党共军为“匪”，命令所有报纸都把“匪”字加到共党、共军头上，《大公报》敢于不听“训令”，报纸上仍直书“中共”、“共军”。当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时，毛泽东坚持让《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坐首席，还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毛泽东主席一直十分重视《大公报》，亲自做《大公报》的工作。重庆谈判期间，他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多次会见《大公报》的负责人。一次是1945年9月5日下午，毛主席在重庆桂园（张治中的公馆，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将此处作为毛在市内办公和会客的地方）接见了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谈话三小时，并留吃晚饭，作陪的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第二次是9月20日，毛主席再次接见三人，进行长时间谈话。第三次是当晚7时，《大公报》在重庆李子坝报馆回请毛主席和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时，毛主席为《大公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当然，蒋介石也重视做《大公报》的工作。抗战期间，他曾两次邀请王芸生到重庆南岸黄山官邸，为他讲学。

　　“旧瓶新酒” 走上康庄

　　全国解放前夕，《大公报》总管理处设在上海，下辖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分馆，分别出版同名的四张日报和重庆《大公晚报》、香港《新晚报》，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报业集团。

　　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天津市解放迫在眉睫。如何处理和对待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天津《大公报》，就成为那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中共有关部门立即把已在解放区的原《大公报》同仁杨刚（女，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孟秋江（解放后任天津《进步日报》社长、北京《大公报》副社长、香港《文汇报》社长）等人邀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下，决定：一、天津《大公报》按民营企业对待，不予接管；二、《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出版，报头由毛泽东命名，由郭沫若正楷书写。

　　接着，杨刚等人即衔命随解放军进入天津，会同天津报馆地下党员徐盈、彭子冈、李光诒、胡邦定、刘桂梁等发动全体职工，进行改组，《大公报》更名《进步日报》继续出版。事后，中央领导同志对报纸易名很快进行了反思。毛泽东看到新创刊的《进步日报》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报名也可以不改嘛！”

　　1949年2月，为避免国民党迫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王芸生等由上海秘密赴香港。他听说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非常懊丧。当他同一批著名民主人士从香港由海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周恩来同志很快对王芸生说：“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果然，周恩来即派杨刚同王芸生一起奔赴上海，使上海《大公报》没有中断，持续出版。

　　毛泽东同志对《进步日报》和《大公报》一直十分关注和重视。早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时，他天天阅读天津《进步日报》。解放初期，我去西柏坡参观他的故居时，发现报架上陈列的几份报纸中就有《进步日报》，讲解员说这是毛主席每天必看的报纸。1950年10月底，北京大学曾昭伦教授等在《进步日报》撰文抗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195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乔木：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可发表，请酌办。毛泽东11月3日”。其后，毛泽东也一直运用《大公报》指导工作。当他看到1957年4月13日北京《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时，批示：“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他于4月26日还写了一个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这一批语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1953年，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出版新的《大公报》，升格为中央一级全国性报纸（原《进步日报》和《大公报》分别是天津市和上海市的地方报纸），分工负责财经工作和国际方面的宣传。1956年，在北京出版的《大公报》逐步明确为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下的一张全国性财经报纸，《大公报》从此摆脱了发行和广告少的困境，走上了坦途。

　　财经党报 影响扩大

　　旧《大公报》多年来一直是综合性报纸，以政治、文化、教育报道为主，现在不同了，全体编辑记者要一门心思钻研财经，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张报纸也很快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直接领导报社的是李先念副总理（晚年任国家主席）和他领导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经常给予报社各种帮助，报社的负责同志可以参加或列席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要会议，便于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央精神。有一次，报社财经部主任潘静远去国务院财办，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的报告，中心内容是国家既要用大量资金搞经济建设，又必须以适当财力安排好人民的经济生活。这是个两难的命题。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财力有限，只能在紧张中求得平衡。陈云讲话论据充分，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潘静远得风气之先，回到报社，根据记录整理成文，以《论紧张的平衡》为题，作为社论，送请财办段云副主任审阅后见报，对当时的经济工作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其后不久，中央明确：王芸生任社长，不再任总编辑，不再主持报社的全面工作。1954年，派杨永直（原中央华东局机关报《解放日报》总编辑）前来任党组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大约两年后，杨离去，由袁毓明（原中央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接任党组书记、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中，袁被错划成右派，中央又派常芝青（原《晋绥日报》总编辑、中央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社长、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芝青同志在《大公报》工作了10年，善于组织领导工作，对报纸多有建树，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全社人员奋发努力，风清气正，齐心协力把报纸办好，使报社事业蒸蒸日上。

　　常芝青任职时做了两件带有开创性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期，根据他的申请，由国务院财贸办发文，请所属各部为《大公报》配备“驻部记者”，前期是兼职，后来都改为专职，编制在报社，他们对各部有什么政策精神、业务措施、重要部署、中心工作等都及时向报社汇报，同时组织相应的宣传报道。这一举措进一步密切了报社与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联系。另一新政是，由中央财贸工作部发文，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为报社配备“地方记者”，成立各地记者站。记者编制在报社，党的组织关系在地方，办公处所就设在地方财贸部门内。各地的先进经验、模范人物以及新鲜事物等等可以及时传到报社来。这样，《大公报》在中央财经机关和各地都有了信息、耳目和“腿”，组织宣传报道就方便多了，自此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形成了一支有力的财经宣传队伍。

　　除了组织新闻报道和不时发表评论之外，报纸还开辟了许多适应财经部门职工需要、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专栏，如《商品知识》《生意经》等。文化副刊有《大公园》和《群众文艺》等专版或专栏，经常发表财经系统干部、职工的作品，从而培养出不少有成就的作家。1964年3月27日，经李先念转呈毛泽东批准，《大公报》创办了《经济评论》专版，请中央有关经济部门的专家（多为研究室主任）组成编委会，他们不仅出点子而且自己撰写有分量的文章，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英文《北京周报》转载了发刊词，此后也经常转载《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

　　中央领导同志和报社联系较多的是原商业部长，后任国务院财办副主任、财贸小组组长以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他为报社审改了许多重要文章，后来《财贸战线》报初创时，还亲自审阅报纸的大样。上世纪50年代后期，李先念副总理亲自领导、由中央华北局财办主任挂帅，到河北省唐山地区进行“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调查，以打破计划经济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的陋习，形成一整套经验后，要写成文章转发到各地推广。但几次成稿，李副总理都不满意，最后，他指派时任《大公报》记者组长的笔者专程去唐山采访，写出调查报告，用“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发到全党。其后，又召开了全国商业现场会，推广唐山经验。

　　李先念副总理重视《大公报》工作还有一例：上世纪60年代初，报社召开全国记者会议，请求中央增加报社地方记者的编制，李先念到会讲话，他说，听说报社驻各地记者只有一两个人，地方那么大，一两个人怎么够，一个市、一个专区一两个人也不够啊！听会的人满腹欢喜，以为要给增加编制了，可是李先念话锋一转，说：办报怎么能用那许多人呢？还是毛主席说的，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把群众办报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你们的队伍就壮大了。这个讲话风趣幽默，深入浅出，使全报社同志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大公报》设有一个力量很强的国际部，报纸每天都出版国际版，和外交部也有固定的联系。每当国际上有重大问题时，《大公报》都紧密配合《人民日报》发表自己的评论文章。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与苏共论战，陆续发表“九评”长篇文章，可能考虑《大公报》在国际上很有影响，有一天参与其事的康生找到王芸生说，《大公报》有人才，也参加和“苏修”的论战吧，你们自己选题，写出文章后由新华社统发。王芸生奉命回到报社与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商定，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为题，撰写“反修”文章。他还拿出一个简单提纲，最后以杜甫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结。为写此文，报社抽调国际部主任张契尼和俞振基、徐洪烈和我四人集体写作，昼夜奋战，几易其稿，仿效“九评”笔法，又是一篇万言长文完成了。送请康生审阅满意，经他署名“范秀珠”（“反修组”谐音）发表。当时新闻界内有“九评加一评”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