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水与当代媒体的平民化
发布时间：2020-08-12 15:43:36 点击次数：303
林白水的一生,不仅是办报的一生，更是为平民办报的一生。而林白水办报过程中所体现的最广泛的平民定位、贴近平民的传播内容及“明白如话”的传播语言，无疑对当代媒体的平民化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平民化;林白水;平民;白话;语言
作者简介：
【摘要】林白水的一生，不仅是办报的一生，更是为平民办报的一生。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追求，使我国当代媒体的平民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而林白水办报过程中所体现的最广泛的平民定位、贴近平民的传播内容及“明白如话”的传播语言，无疑对当代媒体的平民化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林白水；平民；平民化
“仆从事新闻，已逾三十载，硁硁自守，不敢以个人私便之故，累及神圣之新闻业，海内知友，类能见信。”[1]313林白水三十年如一日，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闻事业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谈到林白水对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有人感叹他对新闻文体的贡献，有人景仰他对新闻真实的坚持，等等。而笔者将要重点论述的则是他自始至终一直固守的平民化的办报思想。
平民化的办报思想源于强烈的平民意识。“平民意识”，是自觉追求作品的群众性，自觉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自觉地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的一种职业意识。[2]
因为平民意识的存在，林白水坚持用白话办报，不断改革文体，在报上疾呼“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且最后不惜卖文救报——“艰难缔造，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的代表”。[1]313林白水的平民意识之强烈，报纸的平民化之彻底，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在林白水的引领下，在我国的近代报业史上才出现了面向平民的白话报热潮。1925年12月4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表示：“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即白话）的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3]
进入当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中国媒体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追求，给了媒体平民化新的动力。有学者提出，“平民化浪潮在当代中国媒体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开播，其中《生活空间》板块第一次将记录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作为常规工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吹响了电视媒体平民化的号角”。[4]而近两年，随着和谐社会和构建“三贴近”的提出，传媒平民化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陈力丹教授在《200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12个新鲜话题》一文中指出，“2005年关于电视传播内容的分析，‘平民化’仍然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5]
温家宝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的素质。因此，当代媒体的平民化对媒体及社会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而林白水的平民化思想对当代媒体平民化的启示主要表现在受众定位、传播内容及传播语言三个方面。
一、“平民”的界定及媒体的受众定位
平民化媒体的首要特征，就是其将受众定位于“平民”。因此，要想实现媒体的平民化，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对“平民”的界定问题。对于“平民”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标准，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含义。
我们可以从林白水对报刊受众的定位看到他对“平民”的理解。创办《杭州白话报》，林白水是以“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以及那些当兵的兄弟们”为对象的。[1]114蔡元培在创办《俄事警闻》时，曾极力推荐林白水当主笔。林白水一再推托，原因之一就是“他想独立创办一张白话的报纸，像当时自己在杭城办《杭州白话报》一样，让妇女、儿童、农民、店员、小贩、苦力等都看得懂，或听着也懂”。[1]166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中国白话报》。
由此看来，“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以及那些当兵的兄弟们”等等下层百姓就是林白水眼中的平民。在黄瑚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一书中，就是将白话报刊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为了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主张”。[6]
一百年过去了，“平民”的具体内涵已经有了变化，但是，“平民”仍主要是指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7]可以说，就是这80%的低收入户与18%的中收入户共同构成了我国当前的平民阶层。温家宝所强调的“平民教育”就印证了这一点。所谓“平民教育”，是面向普通老百姓、面向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教育。[8]因此，当代媒体平民化也应该是面向这98%的中低收入阶层的。
而在这些平民人口中，农民占到了绝大多数。温家宝说，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所以，媒体平民化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深入农村、深入农业、深入农民。相比林白水对“种田的”的重视，我国当代媒体对农民的关注度明显不足，而且这一点仍然未引起力争平民化的当代媒体的足够重视。
我国有2000多种报纸，却只有一份是面向农民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且作为我国唯一一份面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综合性报纸《农民日报》，年发行量只有100万份，而它所要服务的是我国多达9亿的农民，平摊下去相当于900人拥有一份报纸，而实际上大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根本无法接触到任何报刊媒介。而广播电视方面，在我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中，“开办”对农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450家注册的各类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有4%。[9]一系列的数字和对比，充分说明作为平民主体的农民在媒体中的弱势地位。
事实上，我国当代媒体的平民化，主要面向的是居住在城市中的普通百姓——“市民”。而“市民”和“平民”明显是两个概念，市民是平民的一部分，尤其在我国现阶段，只是比例很小的一部分。无论是以《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都市报，还是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节目”，都纷纷打出了“平民化”的旗号，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了市民。必须承认，他们确实是在向平民化的方向努力，受到了市民群众的喜爱，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当代媒体的平民化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他们将“平民”等同于“市民”的片面认识，注定了当代媒体的平民化要遭遇瓶颈。现如今，都市报市场的硝烟四起，同质化的竞争无处不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正如许多企业、商家纷纷向农村市场进军一样，当代媒体的平民化运作也该考虑向农村延伸了。温家宝对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的“穷人经济学”赞赏有加——“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穷人的经济学。”[7]
由舒尔茨的观点我们不难推导出：我国大多数人口是平民，如果我们懂得了平民的媒介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真正重要的媒介经济学原理；我国大多数平民在农村，如果我们懂得了农民的媒介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平民的媒介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