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联合早报》在世界华人读者中发挥的作用
发布时间：2020-08-12 15:43:36 点击次数：306
本文基于对《联合早报》90年来发展历史的回溯，探究其在报章、网络、多媒体融合等媒体演变阶段的历程，并解读其作为华文报章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世界华人读者的作用及影响。
关键词：联合早报;历史阶段;影响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On Lianhezaobao's Influence among Chinese Audience Worldwide
【作者简介】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对《联合早报》90年来发展历史的回溯，探究其在报章、网络、多媒体融合等媒体演变阶段的历程，并解读其作为华文报章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世界华人读者的作用及影响。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Lianhezaobao, 90 years of development history of backtracking, explore its newspapers, networks, multimedia integration and other media evolution phase of history, and interpret it as a Chinese newspaper in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world and the role of Chinese readers affected.
【关 键 词】联合早报 历史阶段 影响 Lianhezaobao/historical stage/impact
【编 者 按】本文系程曼丽教授应《联合早报》之约，专为其创刊9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本刊将其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从《南洋商报》到《星洲日报》，再到《南洋·星洲联合早报》，《联合早报》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从报章到网络，再到多媒体融合的平台，《联合早报》始终走在华文媒体革新探索的最前沿。
《联合早报》虽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旗下的一个华文报章，但自创刊之日起，它就不是一份影响仅限于一城一地的区域性报纸，而是一份突破了国界限制、在大中华区产生着重要影响的华文报。
以下将分阶段回溯该报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对于世界华人读者的作用与影响。
一、创刊初期的作用与影响
如果按照新加坡学者王慷鼎先生的界定，将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历史以1959年成立自治邦为界，分为“侨民报刊时期”和“国民报刊时期”的话，那么1959年以前的华文报刊可以称为“侨民报刊”。“侨”本身就具有跨国界的意涵，侨民自然也就具有双重国民的身份特征，无论与祖籍国（中国）还是居住国（新加坡）都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创刊初始至1959年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分别由著名华侨企业家陈嘉庚、胡文虎所办，两报均创刊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与此前新加坡华文报刊大都以宣传政治主张为宗旨不同，《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一开始就服务于商业目的（两报的出现被学界视为新加坡报业进入商业化发展阶段的标志）；实业家的倾力投入，也令两报创办之初就有足够的财力延揽人才、更新设备、改革版面、扩大新闻报道范围，成为战前新加坡及马来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
虽然《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是商业性报纸，并且逐步走上企业化经营和跨国经营的道路，但是由于侨民与祖籍国天然的血缘关系，包括两报在内的侨民报刊对于中国政局的变化仍然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了详细报道。1931年日军侵华、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新加坡的华文报刊不论政治背景如何，都站在了同一个立场上，为抗日救国大声疾呼。“此时，积年累月的相互骂战，顿时烟消云散，相率投入鼓吹抗日救亡的浩荡洪流”。[1]后起的《星洲日报》也一改与《南洋商报》对立的竞争状态，出现了团结融洽的气氛。两报均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救国宣传中，在整个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早在创刊之初，《南洋商报》即根据中国时局的变化和南洋各地华侨最为关心的问题派员前往采访。1933年1月20日，《南洋商报》宣布，“由于华北时局紧张，在新闻中心之沪、港、粤、京、平、津等地加派通讯员，分赴各地采访”；并于1934年1月在上海设立“南洋商报驻沪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中国新闻的采制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新马华侨的筹赈救亡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抗战的新闻充满了《南洋商报》的“电讯”版、“中国新闻”版以及“本坡新闻”版。1940年底，中国著名报人、政论家、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受聘前来主持《南洋商报》编务工作，该报自此更“开始吐露新的气息”。[2]胡愈之南来之际，正值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之时，日本一方面虚情假意地玩弄“汪蒋合作”的政治阴谋，一方面野心勃勃地南进中印半岛；欧洲轴心国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美国也有可能卷入战争漩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日益逼近的战争威胁，华侨中不乏认识模糊、茫然失措者；而华文报因受不同政治党派的影响，立场各异，甚至相互对立。在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胡愈之主持的《南洋商报》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并以社论拨乱反正，解惑释疑。在有关抗战与团结的问题上，《南洋商报》发表社论强调：抗战第一，抗战高于一切。“皖南事变”发生后，团结抗战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一向拥护南京政府的《南洋商报》大声疾呼“团结则生，分裂则亡”，认为在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大前提下，各党各派都应泯除成见，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南洋商报》还发起反分裂、反妥协、反专制的“七·七”签名运动，响应之声遍及南洋各地。参加签名的有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历时仅3个星期，就有20多万人参加，签名用纸长达3.2公里，装裱成册高达1.22米。[3]在胡愈之的主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革新，尤其是言论方面的充实与升华，“《南洋商报》脱颖而出，成为一家言论性和分析性很强的报纸，甚至俨然成为一份政论报纸。所以，在格调上大大地跨前了一步”。[4]《南洋商报》在抗战救亡宣传中的突出表现，使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南洋侨报之首”，成为南洋最畅销的报纸。
《星洲日报》同样是抗日救国宣传的主力军。“九·一八”事变后，《星洲日报》迅即作出反应，除了每日详细报道事变经过外，还刊登社论，对日本军国主义予以猛烈抨击。针对日本关东军本庄繁“头可断，兵不可撤”的狂言，《星洲日报》发表题为“头可断兵不可撤！我四万万同胞听者！”的社论，义正词严地指出：“东三省我领土也”，神圣不可侵犯。社论还“以一语自誓日：头可断，日本兵不可不撤”。针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的外交政策，《星洲日报》评论道：日军的武力侵略“已越出人类理性之外”，无法“与言礼让，言公理”，“除以武力抵抗外无办法也”。至于媚外的政策，“未必能博强邻之欢心，抑且促其贱视，长其野心，而增加我之祸难”。1937年“七·七”事变后，《星洲日报》增出“星期特刊”，大力报道祖国军民英勇抗敌的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为了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推动海外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星洲日报》还以大量篇幅报道新加坡、马来亚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筹赈消息。1939年12月，该报每日的“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各版中，捐输的消息都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有时甚至占据整个版面。这些不间断刊出的筹赈信息，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推动着东南亚侨胞踊跃捐输救国。据记载，仅经《星洲日报》代汇回国的捐款数额就达100多万元。除了捐款，华侨回国直接服役、请缨杀敌者也是络绎不绝。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抗战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有些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0年6月，延安《新中华报》曾发表社论指出：“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5]在人才延揽方面，《南洋商报》聘请胡愈之大获成功，《星洲日报》则由著名报人傅无闷受聘担任编辑部主任8年。其间傅无闷对报纸进行了多项改革，并主持笔政，使《星洲日报》越办越好，发行量稳步上升。从此两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并驾齐驱，共同引领着世界现代华文报业的潮流。
二战结束后，中国及华侨社会均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着东南亚各国相继获得独立，各国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外侨问题，尤其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1955年，中国首先与印尼政府签署协议，规定华侨只能选择一国国籍；之后中国政府又依此政策解决了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国家的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居住国国籍。1957年新加坡议会通过公民权法令，华侨争取良久的公民权问题终于得到解决。1958年，新加坡数十万华侨通过登记成为当地公民，并参加了第一次大选（1959年），新加坡的历史随之揭开新的一页（成为自治邦），其华文报刊也由“侨民报刊时期”进入了“国民报刊时期”。
从50年代起，新加坡华文报纸的中国色彩渐渐淡薄，报上出现“祖国”、“国家”等字眼，不是专指中国了；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言论逐渐减少，反映当地华侨切身问题的文字越来越多。例如《南洋商报》关于中国问题的社论，1946年占社论总数的69.7%，1950年仅为22.5%，1953年降至2.4%；相反，有关新马问题的社论逐渐增加，1946年只占19%，1959年则高达84%。[6]
尽管50年代以后，华侨相继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新加坡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华文报纸也逐渐转变了国家认同，但是它与祖籍国的基因关联并没有被切断，为当地华侨、华人服务，延绵中华文化仍然是它们的使命；而数十万以至更多华人的信息、知识需求，更是它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坚实基础。正因为如此，作为报界翘楚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不但在新加坡，也持续在东南亚地区产生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