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态危机下环境报道的议程设置

　　【摘要】本文从中国环境报道议题设置溯源及概况入手，分析了中国环境报道议程设置形成的机制及存在的三个问题，从而提出了环境报道议程设置持续性构建的建议。生态文明的议题构建应该厘清环境报道的机制，才能将特定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问题”，进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

　　【关键词】生态危机；环境报道；议程设置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已然成为国家的政治议题。相应的，绿色、低碳、节能、环保、无公害等关键词占据了媒体相当大的版面。大众媒介对环境、生态重要性的赋予，能增强公众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以此构建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

　　但是，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对环境、生态意识的构建往往止于环保，宣传上陷入节约用水、少开车之类的生活琐事。在环境报道中，各种环境事件往往只是因为其“突发性”作为吸引眼球的内容来加以报道，后续报道也往往只是关注上级政府对相关责任人的或罚款、或免职等信息，受众的视线被迅速转移。环境报道往往很难将特定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问题”，并进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

　　中国环境报道议题设置溯源及概况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博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首次揭示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的密切关系，指出了工业化以来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此后，环境科学、环境意识不断完善，大众传媒中也出现了环境记者。1989年，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将“环境报道”定义为：“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1]尼可拉斯?卢曼等人的推动促进了环境报道相关理论的发展。

　　在我国，第一次引发环境议题是1979年新华社记者和通讯员李一功、黄正根、傅上伦、李忠诚发表的《风沙紧逼北京城》。风沙治理、生态环境恶化等环境概念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但并没有形成较强的效果。直到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发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等报道才正式拉开了环境报道的序幕。

　　1996年4月，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开办了《环保时刻》栏目，栏目定位为传播环境知识、环保理念。该栏目连续报道环境危机，跟踪绿色行动，呼吁治理环境污染。

　　1998年，中国发生了罕见的洪灾，原因是长江上游的森林遭大规模砍伐，水土流失严重。自此，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再仅仅是大众媒介的议题，也成为政府议题。全国的大众媒介被要求集中报道了随后国家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以及全面禁伐天然林等政策。

　　2003年，人民日报专门设立环境采访室，负责环境生态方面的宣传报道，同时负责编辑《人民日报》“人与自然”专版。2009年10月8日，《南方周末》创办“绿版”，报道覆盖环保、低碳、能源和城市4个领域，意图推动中国的绿色进程。在《南方周末》的影响下，我国各大门户网站也基本都开设了“环保频道”或“绿色频道”。

　　此外，我国还有一批发行量较小的专业环境类报纸，主要是《中国环境报》《世界环境报》《上海环境报》《珠江环境报》等10余种。这些环境报纸大多由官方主管主办，主要发布党和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传播国内外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技术。

　　中国环境报道议程设置形成机制

　　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2]但是，实施这一理论的前提是要大众传媒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赋予环境、生态（周围世界）“大事”的显著性，才能将特定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问题”，并进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目前，我国环境报道的议程设置形成机制制约了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功能。

　　机制是泛指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环境报道议程设置机制与报道的内容休戚相关，因为这涉及当事者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等。例如，2003年起环保NGO组织干预的云南“怒江两库十三级的建坝方案”、杨柳湖工程、厦门海沧化工事件；2005年吉林化工厂爆炸松花江水污染导致的哈尔滨停止供自来水；2006年甘肃徽县新寺村旁生产铅锭的冶炼厂引起数百名儿童血铅超标住院事件；2007年厦门市民对PX项目集体向政府游行示威；2008年南方雪灾、冰灾；2009年江苏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排污导致该市发生停水事件；2010年福建省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污染了汀江，部分江段出现死鱼；2011年康菲石油公司渤海湾油田泄漏事件。综合这些环境报道，可以看出环境报道当事者主要有四个方面：（1）与当地企事业单位利益相关；（2）涉及政府审批权力；（3）需要政府决策；（4）干扰了当地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工作和健康。在这四者中，政府公权力的权威性容易被报道内容所挑战。因为任何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都是经过层层审批，有的甚至是经过更高级别的政府向国外引进的。

　　所以，大多数环境报道叙事结构往往表现为两种：一是企业排污——受害者抗议——政府治理——传媒报道，二是政府默许、企业排污——传媒揭露、受害者抗议——传媒报道——政府治理。从这两种叙事结构看，抗议成为关键的报道由头，并且这些抗议环境污染的报道内容都以负面新闻的形式出现。这和近10年来，以社区环境抗争为特征的现象越来越多，居民与物业公司、污染源企业甚至政府项目决策的抗争不断出现。

　　但是，环境报道议程设置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污染、危机爆发后的情绪宣泄，而应该是事前对自然与社会的环境监视。事实上，任何环境、生态问题都经历过一段长期的潜伏期。公众对于这种潜伏期的环境质量的敏感度并不高，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爆发了才会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

　　所以，环境问题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一以贯之的“构建”，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时才构成大家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大众媒介而言，采访、制作还未爆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信息往往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报道的对象往往没有明确的新闻事件主体，例如沙尘暴、大雾天气；二是报道对象没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界限，甚至没有具体的发生、发展过程。因此需要长期调研，将数据运用对比、量化等方法才能凸显环境的变化。无疑，这相对耗时耗力，大众媒介对此报道的积极性不高。

　　中国环境报道中议题设置的不足

　　指导思想不明，舆论引导力弱。1962年，蕾切尔?卡逊博士在《寂静的春天》中，介绍了现代科技成果DDT（国内译为敌敌畏）给环境和人类带来的风险。而在当时，DDT能杀死携带疟疾、丝虫病与黄热病的蚊子，携带伤寒病的虱子与携带黑死病的跳蚤，还能杀死免疫力较强的农作物害虫，大面积提高农作物产量。但蕾切尔?卡逊博士却大篇幅地论述了DDT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可以说国外环境报道从根上就培育了对现代科技滥用的质疑，并形成了一系列规范的环境报道伦理。

　　目前，我国环境报道的指导思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关。政府、媒体都认为我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但是，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对待具体的环境问题时往往并不能形成一个鲜明的指导思想。例如，现代农业过分强调技术，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甚至反季节种植、转基因技术滥用，使得土壤板结、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前，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长大的牲畜，饲料的不断改进让这些牲畜还没有发育，肌肉就已经可以食用了。这样的食品进入人类食物链后，生态后果较为严重。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中，如何看待、应对这些现象的内容较少。

　　在报道污染环境的企业中，媒体口诛笔伐的焦点也往往都集中在企业身上。未能深入挖掘及报道这些污染企业、项目的审批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以此设置科学合理的事前议题，提高政府听证会的对话质量才能避免“就环境论环境”“就污染论污染”。正因如此，我国的环境报道往往陷入浅层次的道德谴责，舆论的引导力较弱。

　　运动化报道，持续性较弱。与西方环境新闻报道的成熟、理性不同，中国的环境新闻报道还处于突击式、运动化的报道阶段。还没有形成环境新闻报道的常态机制，缺乏对环境问题的长期议程设置。这与我国的媒介体制和媒体观念有直接关系。

　　体制方面，我国的媒体属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干预媒体的日常报道选题。所以，凡是国内有环境保护的活动（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植树造林活动），或是爆发严重事件（洪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事件）需要媒体配合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环境新闻以一种高频率的报道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而这些报道活动过后，环境新闻又逐渐消失了。流于表面的结果是环境报道的内容枯燥乏味，缺少深度。

　　在观念上，不少媒体缺乏环境意识，对环保问题重视不够。从国外的环境新闻报道来看，大多数环境记者具备扎实的地质、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储备。而在我国的媒体人才储备中，财经、体育、娱乐记者往往是首选，环境记者的数量较少。

　　跨地域报道，媒介社会环境监视力较弱。在环境新闻报道理论界，各国都存在着所谓“阿富汗斯坦主义”，即媒体在报道国外环境问题时往往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但往往在报道国内环境问题时却没了声音。这一现象可以从2011年11月至12月的德班世界气候大会报道中看出。我国的媒体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的发言上，尤其是解振华铿锵有力地高声怒斥发达国家没有履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承诺，反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节能减排的任务。

　　毫无疑问，世界气候大会错综复杂，中国代表团的声音非常正当。但是，我国媒体并没有将与节能减排相关的产业重组、工商管理新规、质量检验新规等变动信息作为背景报道或深度报道呈现在公众眼前。例如，中央电视台收视率较高的两档节目《动物世界》《人与自然》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内容，节目中表现的环境、生态破坏让人感觉是在遥远的非洲等地，而忘却了我国存在大量的濒危物种。

　　另外，在报道本地环境问题时我国当地大多数媒体往往选择沉默，而是由外地或者上一级的媒体率先报道。在环境新闻报道中，媒体不能在事前对公众做出引导，让公众参与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促进并提升听证会的对话质量。

　　环境报道议程设置的持续性构建

　　建立持续性报道机制，注意培育受众的生态文明观念。大众传播时代，新闻报道的焦点往往是很少驻留并很快转入下一主体。媒体报道的森林覆盖面积缩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扩大、水资源枯竭、濒危物种增加、天然湿地大量消失、人工林树种单一、耕地退化、生物入侵、全球变暖、海洋生产力下降等方面的环境、生态危机信息并没有给受众足够多的时间来思考和行动，媒体的关注点就迅速转移了。因此，只有建立起持续性的报道机制，媒体才能有效地培育出受众的生态文明观念。

　　明确环境报道理念，倡导环境伦理。任何新闻报道都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和解释依据。例如，社会新闻往往暗含各种社会理论。对于环境报道而言，除了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具备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理解。正如上文所说的，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使得土壤板结、生物多样性下降。不要做那些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蠢事，让生产者、制造者、政府管理者都要树立环境伦理的意识，不要因眼前的利益酿成大错。我国环境新闻理论如何看待这些涉及环境伦理的环境事件，并没有定论。这就需要学界、业界、教育界有相当高的环境伦理自觉意识，不断厘清环境报道的新闻理念。

　　建立常态报道模式，加强日常公众环境观念引导。目前，我国媒体热衷报道的环境新闻大多是“水污染”“有毒金属渗漏”“垃圾焚烧”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话题，而政府、企业、NGO组织（非政府环保组织）乃至个人为改善环境所作的努力很难被媒体深入报道。换言之，我国媒体对公众环境观念的引导往往是通过各种揭露报道。这些负面报道往往触目惊心，虽然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但仅依靠突发事件来宣传生态观念过于片面。

　　改变媒介话语机制，重视受众对环境监测保护的参与报道。环境报道中，各种“水污染”“泥石流”事件往往只是因为其“突发性”作为吸引眼球的内容加以报道，后续报道也往往只是关注上级政府对相关责任人的或罚款、或免职等信息。大众媒介的议题构建方式，让受众也迅速地转移了视线，并且暗含了这样一种话语机制，即环境事件中个体的行为是微不足道的，必须由更高级别的政府出面才能改变当前的环境现状。大众媒介对环境新闻的挖掘不够，消减了受众的行动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膨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做好环境报道也显得越发重要。环境报道一方面对各种环境事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坚持立场，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中国的环境报道也承担着舆论引导、环境意识培养、环境伦理道德的倡导等重任，把重视环境问题提高到更高的程度，成为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行动。环境报道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多方面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的事，普通民众也应承担重要责任，环境报道不是只关注环境事件，而是要关注整个环境的变化。报道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报道思维、观念、话语都要有新的突破，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环境报道会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J].新闻大学，2009（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4.

　　（哈艳秋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东红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