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开性”对苏共新闻事业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0-08-12 15:43:36 点击次数：475
戈尔巴乔夫当年倡导的“公开性”与“舆论多元化”对苏共新闻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并由此动摇了苏共执政根基。今天，我们重新对“公开性”进行理性思考，廓清其深刻内涵，探讨它对苏共新闻事业造成的危害，观察苏共在“舆论多元化”感召下一步步主动放弃对媒介控制权的过程，系统总结苏共对新闻事业改革的失败教训与启示，以期发现其中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开性;事业;戈尔巴乔夫;苏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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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戈尔巴乔夫当年倡导的“公开性”与“舆论多元化”对苏共新闻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并由此动摇了苏共执政根基。今天，我们重新对“公开性”进行理性思考，廓清其深刻内涵，探讨它对苏共新闻事业造成的危害，观察苏共在“舆论多元化”感召下一步步主动放弃对媒介控制权的过程，系统总结苏共对新闻事业改革的失败教训与启示，以期发现其中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公开性；新闻自由；苏共新闻事业
纵观苏联历史，苏共作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度创造出许多丰功伟绩。然而，这样伟大的执政党在1991年“8?19”事件中却未能力挽狂澜，最终因失去政权而淡出历史舞台。苏共执政之所以失败，除了长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多种失误以外，戈尔巴乔夫极力主导“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公开性”的由来
“公开性”并非戈尔巴乔夫的创造。在俄语中，“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一词早已有之，字典上注明的释义是“公之于众”、“让公众都知道”。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广泛的民主原则要包括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此后，列宁还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开性问题。[1]
当时，公开性曾是布尔什维克借助报刊和出版物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官僚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理论工具。但是，受当时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当革命成功后列宁不得不改变初衷，下令对一切新闻报道和出版物进行严厉的国家审查和监督。[2]在经历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和苏共成为世界上最讲保密的国家和政党。公开性原则一直被束之高阁，未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20世纪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主政时，虽曾多次谈及这一问题，但均缺乏切实的保证措施。当然，对公开性最为重视、说得最多的还是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重提公开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他认为，没有公开性，就没有民众的参与，没有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因此，他倡导开创公开报道情况，公开揭露问题，公开批评，公开讨论问题，还民众一个信息知情权和社会政治参与权。其二，面对70多年历史形成的铁幕般陈旧政体和一大批思想极端保守的党内实权派，戈尔巴乔夫急需来自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宣扬公开性，借公开事实，让旧体制的大量弊端暴露出来，就能唤醒民众的改革意识，赢得广泛的、自下而上的支持，获得与党内保守派斗争的力量。[3]
戈尔巴乔夫1985年一上台就针对公开性和排除实行公开性的阻力发表了大量讲话。这些讲话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和国家应当直截了当和毫不掩饰地向人民介绍情况。
第二，公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与管理。
第三，公开性与批评是对一切实行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一种方法。进一步发扬公开性是改进苏联建设的各部门工作的强有力杠杆和实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式。
第四，公开性不是一次性的措施，而是苏联现代生活的准则，是一个经常不断的过程。
第五，公开性和民主不是为所欲为，真正的民主不能超脱法律而存在，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六，报刊应该支持国内的公开性原则，应当向人民提供信息，但是它应该采取负责态度。
第七，应当使公开性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
第八，公开性要求有关对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任何问题的意见多元化，要求自由对比各种不同的观点并进行争论。[4]
显而易见，从字面上看，上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理论既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又深得人心。
二、“公开性”内容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具体内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公开化和政治决策过程公开化。
公开性原则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管理民主化，国家决策过程民主化。戈尔巴乔夫主张“扩大党、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公开性”，使人民群众知道“在国家范围内正在解决什么问题，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做出了什么决定”[5]。《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详细地规定了应当提交全民讨论的国家生活重要问题的基本方面，实行全民讨论的民主原则和公开性原则，以及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的基本程序。这为苏联公民参与制定有关国家和社会生活重要问题的决定提供了法律保证。
第二，执行政策过程公开化。党和政府要真实、及时地公布情况，揭露和批评社会上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和不正之风。
公开性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公开政策落实和执行过程，把这一切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漏洞要承担个人责任，并要作深刻的自我批评。对党员和公职人员的处分也要公开，让人民群众知道一切。
同时，苏联政府还要求报刊、广播电视和其他新闻传播媒介，对国家政策的失误、官僚主义、违法乱纪、营私舞弊、特权、地方主义和社会上的关系网等不正之风进行公开批评，从而把公民的知情权与民主监督结合起来。
第三，最大限度地扩大苏维埃活动的公开性和开放性，鼓励人民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
为了提高人民对国家机关政策、决议执行结果的了解程度，苏共强调苏维埃机关要及时向人民报告工作，实行公开报告制，允许公民、记者自由出席苏维埃会议，经常向选民和居民传达工作结果。报刊、广播电视及时向人民公布各级决议和信息资料；苏维埃机关对苏维埃常会的日程和拟议中的决议内容等要定期公布和组织讨论。[6]
根据戈尔巴乔夫就公开性的相关指示，苏共采取了八项举措：
（一）为公开性立法。1986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详细规定了全民讨论的程序、总结群众建议和意见的方法，以及对违反国家讨论法的责任等。这从法律形式上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必须公开，公民对重大问题有权进行讨论并参与决策。
（二）公开重大的党务和政务活动。报刊、广播电视对苏共二十七大、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及政治局的周四例会等都进行了公开报道，报道内容越来越详细。为了扩大苏维埃活动的公开性，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坚持做到了公开会议时间、地点，并且还把会议审议的问题提前通知代表以及全体公民。
（三）公开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苏共在召开二十七大之前，把会议上将要审议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苏共纲领新修订草案、苏联1986-1990年经济和社会基本方针草案等，都提交给全党和全民讨论。
（四）公开报道国家和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苏联媒体一改以往的观望态度，积极跟进报道。随后，对纳希莫夫上将号客轮沉没事件、核潜艇着火沉没事故、哈萨克阿拉木图的学生闹事、苏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伤亡情况和重大的民族骚乱事件等，均及时作了公开报道，让人民得以了解事实真相。
（五）公开揭露时弊。苏共二十七大之后，苏共中央带头揭露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比如青少年吸毒问题、妇女卖淫问题、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殊化问题、压制和打击报复问题、贪污受贿问题等，并公开承认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一些因抨击时弊而被长期禁锢的文艺作品也开禁了。
（六）公开为历史错案平反。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补充研究有关20世纪30~40年代、50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1988年2月5日该委员会宣布：为1938年以所谓托洛茨基反社会主义右倾集团罪名而遭到迫害的布哈林等20人恢复名誉。1988年8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1932-1933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基诺维耶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等平反。1988年11月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布为1935年的所谓“莫斯科反革命组织——工人反对派集团”案平反，为在此案中受牵连的什利亚谱尼科夫、梅德韦杰夫等10人恢复名誉。[7]
（七）放宽各种限制，使人民在宽松的环境中生活。文艺节目只要一不反党，二不搞色情，各种流派均可登台演出，其是非优劣由受众去鉴别。长期被封存的数以万计的历史档案开始向公众开放。戈尔巴乔夫还亲自给“氢弹之父”——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打电话，请他从高尔基市返回莫斯科，结束了他7年的流放生涯，恢复原来的工作。与此同时，还释放了150名政治犯，并允许400多名流亡国外的知名人士回国定居。[4]
（八）运用新闻舆论工具，加强上下对话，组织群众公开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提高国家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为此，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周星期四召开例会，星期五出版的《真理报》公布例会的情况。苏共中央经常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向群众作咨询，对居民提出的批评意见一一做出答复。一些报刊、广播电视开始广泛报道人们普遍关心的各种问题，从而使报刊的销量大增，收听率收视率提高。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行的“公开性”，大大促进了苏联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打破了过去政治上的神秘主义，使各级政府官员的活动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这是对官僚主义的致命一击。这对增强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和主人翁感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