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机器新闻写作的冷思考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39 点击次数：196
第一，必须指出的是，机器新闻写作预设的前提是新闻客观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是由于坚信新闻采写是专业技能，记者可以客观、中立、平衡、价值无涉、如旁观者一般予以采访和写作，才可能推导出由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学习辅助甚至代替记者的命题。第二，需要警惕机器新闻写作折射出的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倾向无论是学界分析还是业界实践，都或隐或显地反映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优胜劣汰，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无法人机对话、调适自己的新闻人将被淘汰，无法拥抱技术创新、拥抱人工智能的媒体将被淘汰。陈昌凤、杨依军在《意识形态安全与党管媒体原则——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之形成与体系建构》一文中指出，媒介融合并不是什么互联网思维下的技术融合，而是党管媒体原则的延续。
关键词：媒体;意识形态;机器人;人工智能;融合;机器新闻;新闻写作;学界;媒介;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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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业界的渗透与应用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其中“机器新闻写作”尤为瞩目，亦成为学界研究热议的话题。
综观相关论文，基本围绕下述两个论题展开：
一是技术驱动创新，机器新闻写作势不可挡。学术界几乎一致地认为，机器人参与写作，带来了写作效率的提升、可以7×24小时地不间断工作、优化了对数据和资料的使用、实现了对受众精准且个性化的传播，而且从行业整体来看，会导致优胜劣汰，实现对新闻传媒业“落后产能”即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者的淘汰。其带来的根本变革是，新闻业的模式已从PGC（专家或媒体生产内容）到了UGC（用户生产内容），正在向AGC（算法生成内容）转变（喻国明，2015）。
二是人该怎么办，机器时代新闻生产中人的价值在哪里。当新闻从业者面临机器人的挑战时，学界给出的答案整体上趋向乐观——人不会被机器取代（彭兰，2016）。但学界也指出，新闻从业者需要居安思危，意识到机器时代或曰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人的“价值位移”（喻国明等，2017），必须思考人与机器要如何配合，才能在人机对话中实现功能互补与价值匹配，最终在不断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前提下为消费者呈现出多元化的、受青睐的新闻作品。
通观学界热议和业界追捧，笔者认为，基本上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话题：新闻写作，不是谁来写的问题，而是为谁写的问题。无论机器人写作多么时髦、多么创新，其只要应用于我国的新闻采写实践，就必然要在我国的媒介体制和新闻实践下运作，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
第一，必须指出的是，机器新闻写作预设的前提是新闻客观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正是由于坚信新闻采写是专业技能，记者可以客观、中立、平衡、价值无涉、如旁观者一般予以采访和写作，才可能推导出由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学习辅助甚至代替记者的命题。数据采集、数据加工、自动写稿这几个环节，无一不折射出新闻客观主义的价值观，一切工序在办公室里、电脑上和数据库里完成，并不需要观察、思考、走访以及纳入任何主观的思想态度和立场倾向。而这一点，恰恰是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倡导的大相径庭，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旨趣相异。
李彬教授在《再塑新闻魂——浅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科学与价值》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定义为“中国新闻业的灵魂”（李彬，2016）。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
首先说实事求是。从表面来看，机器人写作最“实事求是”了、比人都要“实事求是”，殊不知实事求是应该体现辩证唯物论而不是机械唯物论。换言之，并不是使用的数据是真实的，呈现出来的就是整体真实，需要新闻人从大局上辩证地予以把握和揭示。诚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转引自李彬，2016）
再谈群众路线。如果说实事求是还可以是某种程度上的人机结合的话，群众路线或曰“走转改”则恐怕是机器人无法企及的，也很难代替人的。当前新闻业的浮躁之风已然让人担忧，当有了机器人后，恐怕记者将更加懒惰，坐在电脑前人机对话一番，不出几分钟就是一篇稿件；文风也会进一步地八股化、程式化，写出来的文章可能会味同嚼蜡。进而言之，技术驱动创新的话语已经逐步从业界拓展到新闻教育领域，如今新闻学教育强调的都是新技术、新玩意、新技能，泥腿范儿的学子沦为边缘，或者根本无人愿意去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多媒体复合型人才成为追捧的对象。机器新闻写作毫无疑问是在这一趋势上再烧一把火。
再论独立自主。机器新闻写作起源于美国。无论是谷歌还是美联社，其斥资巨大推陈出新，目的何在？笔者认为，一是凸显其在传媒产业的领导地位，二是加速新闻产业的更新迭代、提高从业门槛。如《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作者席勒所言，“把尖端的通信设备以及辅助服务广泛用于教导和说服消费者是发达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Herbert Schiller，2013）那么，我们将机器人应用于我国传媒实践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用这一技术与美国或欧洲的不同和差异在哪里？机器人学习的新闻语料库是什么模式、什么标准、什么立场？当其通过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时，会不会写出的文章都是标题党、八股文或者“人咬狗”旨趣的猎奇新闻？
第二，需要警惕机器新闻写作折射出的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倾向
无论是学界分析还是业界实践，都或隐或显地反映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优胜劣汰，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无法人机对话、调适自己的新闻人将被淘汰，无法拥抱技术创新、拥抱人工智能的媒体将被淘汰。然而事实上，机器新闻写作的经费投入门槛很高，更不要说，为了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还要不断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中投入。这恐怕意味着，全国大多数媒体机构是无法采用机器人写作的，面对少数群体如妇女儿童、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行业媒体、专业媒体更是负担不起的。那么，他们都将面临淘汰的命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