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贴：民国时期中国新闻界的痼疾
发布时间：2020-08-12 15:43:36 点击次数：196
民国时期的中国，报业津贴现象相当普遍，津贴的来源渠道丰富，对新闻业损害很大，也引起了部分有道义的新闻工作者的抵制。从各种迹象看，政治津贴在报纸的创办或发展过程中占重要位置，来源包括政党、政府部门、甚至是政客个人，特别在北方等商业不发达地区。而这种津贴现在除了中国报业不发达的原因外，传统文化也是可探讨的因素。
关键词：津贴;民国;新闻界;痼疾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Political Allowance: Handicap for Chinese Press Industry
【作者简介】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民国时期的中国，报业津贴现象相当普遍，津贴的来源渠道丰富，对新闻业损害很大，也引起了部分有道义的新闻工作者的抵制。从各种迹象看，政治津贴在报纸的创办或发展过程中占重要位置，来源包括政党、政府部门、甚至是政客个人，特别在北方等商业不发达地区。而这种津贴现在除了中国报业不发达的原因外，传统文化也是可探讨的因素。
一、津贴来源多样
1.来自政客个人的资金。政客投资报纸，自清末、民国初即有先例。清末时期，当以开风气为己任的新式报纸出版时，那些和维新派宣传政治改革有关的报纸，基本得到过洋务派的支持，如《中外纪闻》得到过袁世凯的资金支持；《时务报》得到过黄遵宪、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上海《新闻报》在福开森接手前也有张之洞和盛宣怀的股份。
民国以后，这种风气越来越浓。政界、军界名流用各种方式津贴报馆。如同盟会张耀曾（后为国民党中政学系要人）多年为其党派报纸《中华新报》补贴，数额巨大。上世纪20年代，湖南赵恒惕主政，以巨资津贴报馆，金额竟然高达“大报每月2000至3000元，小报每月1000至1500元，通讯社及杂志等每月200至500元不等”，而湖南《大公报》因为名气大，因此私下里得到8000元的支票，但被拒绝①。不过该报在创办时接受过蔡锷的500元，以及湘绅刘人熙等的3000元。从报馆欣然接受津贴的态度上可以推测这种情况在民国、特别是民国初不是个别现象。
2.政党、政府津贴报纸。由于成立党派是各政治人物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途径，因此创办或支持报纸宣传自己成为政党活动的重要内容。有资金来源的大党派可以为报纸不断输送给养，使宣传成为日常的开支。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党部都有一定的预算用于宣传，一份报纸的津贴一般从100元到2000元不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掌握的报刊330种，其中日报有273种，多数都得到各级党部的资金支持，南京《中央日报》月津贴额度更是达到8000元，中央通讯社更是向中央提出月均补贴5万元的请求。
除了本党报纸名正言顺地接受津贴外，政府部门也要对社会上的名记者、报纸进行津贴。李思浩先后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次长、总长，曾回忆说，在他任财长期间“要结交几个新闻界的朋友，也要应付一般新闻界的需索，给他们一点津贴……除《大公报》（由王郅隆出面主办），以及胡后来办的《新社会报》要给相当数目的资助外，对胡（政之）本人，我记得在我当财部总、次长的几年间，每月送他三四百元，从未间断过”②。
3.津贴现象普遍存在。除了政党报纸，一般以商业报纸为名的民营报纸，也普遍接受津贴，津贴一时泛滥成风。
1925年北京人口仅有100多万，竟然有300多家报社和通讯社，便是政治津贴的畸形作用。这300多家新闻单位中200多家多为见不到报纸的报社和不发稿的通讯社；或者与别的报纸合版，换下报头和部分社论，就是另一份报纸。有的仅印刷20余份，到各机关交差，市面上并不见销售，他们都是拿了各大小政党或个人津贴而糊弄出资人的。据1925年11月19日《晨报》报道，其余100多家报社则因有点规模，基本接受过北洋政府六大机关赠送“宣传费”。接受津贴的报馆分四级：1.超等的6家，每家300元；2.最要者39家，每家200元；3.次要者38家，每家100元；4.普通者42家，每家50元。总计15500元，125家媒体，其中日报47家，晚报17家，通讯社61家。③当津贴名单被一些报纸透露后，48家居于次要地位的报纸或不满意排名的报馆聚众要求政府公布名单。当然也有《世界日报》相反，于29日发表声明，否认接受过这笔津贴，一时间舆论界沸沸扬扬。熟悉报业内幕的张季鸾曾断言，“盖华北报纸，除小报尚能经济独立外，鲜有不靠津贴过活者”④。
同时期日本的秘密调查也证实津贴现象普遍存在。据1926年9月5日南满株式会社发行的秘密文件《支那新闻一览表》和1927年11月日本外务省情报局作的秘密调查《支那新闻及通讯机构调查》显示，在中国稍有影响的报纸都能得到也乐意接受各种津贴。甚至是商业发达的上海地区报业，也有各种名目津贴补助。如《新申报》在1925年左右接受的是李思浩或张学良的津贴，同时与孙传芳关系密切，每月有2500元的补助；而陈布雷所在的《商报》接受的是汤节之、虞洽卿的出资，与奉系军阀关系相当紧密等等。《申报》的史量才也先后接受齐燮元每月捐款2000元，以及一块地皮和一栋住房。当然齐燮元资助的报刊很多，不止一家。
二、津贴的影响与报人的反思
非正常的资金来源，使报业风气恶浊，一味追逐金钱，甚至在政局动荡的时候，敲一笔意外之财，完全忘记媒体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如1925年的金佛郎案发生后，有的报社竟得到几千元到两万元的津贴，几百元的就更多了。上文提到了1925年11月份在《晨报》公布了津贴名录后，竟有报社、通讯社因为没有领到“津贴”，登报质问，使六机关非常尴尬；报社为了津贴的事互相攻讦也是屡见不鲜⑤，不仅影响报业的声誉，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报业客观公正的立身之本。
一些著名报人也接受津贴，拿人钱财，替人说话。如林白水也是生活阔绰，在他的宅子中，佣人最多时有十几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就有5个，此外他还酷爱收藏金石和砚台，藏品闻名于世。其卖文、收受津贴和贿赂在报界也并不是秘密。
这种现象引起当时部分报人深刻反思和忏悔，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罪”。时值《上海中华新报》记者张季鸾曾说“吾尝审思，以为中国报纸无功可论，惟视其罪之大小及性质如何”⑥。此“罪”即接受津贴，它是导致言论偏颇，纪事错误的重大根源。这一点连外国在华的媒体工作者也看得一清二楚，《泰晤士报》总主笔萨雅曾批评中国报纸不能独立，“华字报中，或有受政党之津贴者，有主笔不得其人而致昧于世界之大事者，此吾人之所知，不必为之讳言。”⑦《时事新报》也痛陈此种罪责，“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⑧。因此看来当时报馆的原罪就是接受津贴，由此发生的言论偏颇不当，新闻不实错误甚至捏造，都直接或间接由此而来。
但对此进行抵制的力量，常常源自报人个人的修养。这使得对津贴的抵制缺乏制度、文化、行规等方面的支持，而显得势单力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