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学：黄天鹏新闻学术思想的历史检视
发布时间：2020-08-12 15:43:35 点击次数：322
在近六十年的新闻生涯中，黄天鹏根据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和新闻事业实际状况，提出了建设中国本位新闻学的目标和路径，即从适合国情和切合新闻界实际出发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从唯物史观和大众出发建设“新Journalism”；从撷取欧美之长和中国文化出发建设“崭新而完美的新闻学”。本文对黄天鹏这些学术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具体内涵以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黄天鹏;中国本位的新闻学;新闻学术思想;历史检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曹爱民，浙江财经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史论、财经新闻。（杭州 310018）。
【内容提要】在近六十年的新闻生涯中，黄天鹏根据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和新闻事业实际状况，提出了建设中国本位新闻学的目标和路径，即从适合国情和切合新闻界实际出发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从唯物史观和大众出发建设“新Journalism”；从撷取欧美之长和中国文化出发建设“崭新而完美的新闻学”。本文对黄天鹏这些学术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具体内涵以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关 键 词】黄天鹏；中国本位的新闻学；新闻学术思想；历史检视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黄天鹏是民国时期著名新闻学者、报刊活动家，也是“新闻本位”时代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早年进入平民大学报学系，师从徐宝璜、邵飘萍，热衷学术研究和编撰工作，也曾留日学习新闻学，较早接触欧美资产阶级新闻思想。但他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和新闻事业实际状况，提出了建设中国本位新闻学的目标和途径，厘定了新闻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形成了他关于新闻学术研究的基本观点。
一、从适合国情和切合新闻界实际出发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
1903年，西方现代新闻学开始引入中国。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国内流行的几本新闻学著作，都是译述英、美、日的作品，若干理论和事实并不尽合国情。早在1918年，蔡元培就提出中国新闻学术研究要重视西方新闻学本土化问题。他说：“我国社会，与外国社会有特别不同之点。因而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吾人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1]随后，徐宝璜的《新闻学》、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等国人自己的新闻学著作相继问世，但是中国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专著数量不多，研究内容也不完备，专著作者或为留洋学者，或为报纸执业者，以学人论新闻实务不免隔靴搔痒，而报人涉学理又难窥门径，往往拾人牙慧，甚至辗转抄袭，以壮篇幅，凌乱驳杂，难成体系。”[2]
（一）“中国式的新闻学”目标和建设途径提出的背景和过程
徐宝璜的《新闻学》是黄天鹏的新闻学启蒙课本。这本书让黄天鹏对新闻学有了模糊的印象，并让他觉得：“工作和理论离得太远了，眼前的新闻纸的浅薄幼稚，更不用说了。要怎样的改革才能进步呢？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然地只有从提倡新闻学术入手”，通过新闻学术研究来改革新闻事业。[3]但是如何研究新闻学术，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呢？这便成为当时新闻学者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1927年1月，在黄天鹏的倡议下，“以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的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并出版第一本纯粹新闻学术刊物《新闻学刊》，黄天鹏担任主编。新闻名流徐宝璜、戈公振、徐凌霄、周孝庵等都曾在该刊发表文章，该刊也载有邵飘萍的一些遗著。北京新闻学会和《新闻学刊》成为当时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新闻学刊》创刊号的广告语就提出：“《新闻学刊》本研究之态度，独立之精神，批评之眼光，以解决新闻纸上一切问题，期于斯学有所贡献。”《新闻学刊》上发表的鲍振青的《予之中国新闻事业观》、黄天鹏的《新闻事业说略》等都注重从中国新闻界的实际出发，进行理论探讨和研究。即使研究外国人的新闻活动，如黄天鹏的《太上新闻界》、《外人在中国经营之通讯业》等也注意观照对中国的影响。
《新闻学刊》问世一年后，黄天鹏应邀在北平《全民日报》主编了一个姊妹杂志《新闻周刊》，作为该报的附刊，以研究新闻学术，报道新闻消息。在《新闻周刊》发刊辞上，黄天鹏提出要“厘定新闻学理”，“予同业及国人明显之认识”；“探讨新闻法术”，“根据学理与原则，下以严格之批评，指示应走之径途。”[4]他提出：“建立中国本位的新闻学理论基础，第一要适应民族性的要求，第二为文字表现的美化，第三是伦理观念的加强……新闻学的最高境界，可以哲学的真善美三字来说……（也就是）新闻本质要真，写作技术要美，效果影响要善……（这些意见）曾引起同业的争辩和响应，后来在报学杂志还出了个专号。”[5]
这正如三十年代黄天鹏在复旦新闻学会座谈上所说：“我在五六年前办《新闻学刊》的时代，就主张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我的著述也从这一点着眼。”[6]1948年6月1日，他在复旦大学的学生杜绍文还在《大众新闻》创刊号上发表《新闻学之新理论的新体系》一文，对建构中国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尝试。
（二）“中国式的新闻学”目标和建设途径提出的原因
黄天鹏如此关注中国实践，主张“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是因为黄天鹏认为新闻纸有两种特质：“第一是民族性。东西的风俗、人情、趣味完全不同，在新闻的认别上，就很有差异，例如西洋的新闻界说，在我国就不大适用。第二是文字性。西洋的拼音字是横行的，中国方块字却是直行，标题书版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至于经营管理设备等等，物质和技术上，至少相差数十年，还在其次。中国实在需要一种适合国情而切合新闻界实际应用的书。”[7]
此外，黄天鹏还认为：“新闻学的对象是新闻纸，是社会的反映，是活动的事业。研究的方法，最好是用动的科学方法。”[8]所谓“动的科学方法”，也就是关注新闻事业现状，注重新闻实践的研究方法，而“盖人类之生活在未脱离民族或国家，而进于世界大同之前，新闻纸必有其民族性与文字性之存在。”[9]所以，他觉得：“新闻学要切于应用，是不能忘民族和文字性的，中国需要着中国式的新闻学。”[10]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黄天鹏开始了他的新闻学术生涯，并最早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且一直进行理论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