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早期在华外报的三种发展形态
发布时间：2020-08-11 16:32:02 点击次数：281
外国人在华报纸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封建清王朝国门被动开放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外国人在华报刊（外报）活动始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9世纪50年代后“渐行于中土”；1872年《申报》创办，外报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传教士报纸、商业报纸、纯粹办给外国人看的外文报纸也并行不悖的发展着，共同演绎出近代中国报刊的一段特殊时期。
关键词：传教士;报刊;商业性;中国
外国人在华报纸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封建清王朝国门被动开放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外国人在华报刊（外报）活动始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9世纪50年代后“渐行于中土”；1872年《申报》创办，外报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传教士报纸、商业报纸、纯粹办给外国人看的外文报纸也并行不悖的发展着，共同演绎出近代中国报刊的一段特殊时期。
我们将20世纪前的外报区分为传教士报刊、商业报刊和政治性报刊，这是就某一类型外报的总体报纸定位而论。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希望能够管窥外报的发展脉络，并适当结合同时期西方报刊发展做新闻专业主义和理念简单的对比。
作为一种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关系的中介。与社会以及文化问题相关的一个中心前提是：媒介机构从本质上是有关最广义的知识的制作和传播。[1]近代中国“最广义的知识”对于当时的先知先觉的中国人而言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在外报对后来中国人的办报经历中亦有所反映。而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正在进行着里程碑式的发展，新闻作为一个职业其合法性正不断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当时西方新闻工作者建构和探索的中心话题。借鉴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所办报纸的三种形态，或可得一二媒介社会功能观的新认识。
传教士报刊
谈传教士报纸，自然从人所熟知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谈起。《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创办于马六甲，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份近代化报纸，其创刊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第一页。该报是一份宗教宣传性质报纸，办刊宗旨乃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报纸形态上看是这样一份报纸：封面：“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左下角印有：“博爱者纂”。右有：“子曰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时间标识：“嘉庆丙子年全卷”。可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神学色彩的同时，也颇注意中国受众的本土化语境。[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传媒分众的层面来界定刊载内容，称：“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3]这种按受众层次区别对待的受众观在当时无疑是为了适应传教之需要的，但从媒介经营的角度来说也是很有远见的做法。然而从当时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来看，读书人迷于科举，而普通“老少愚达智昏”者又普遍是缺乏读报的需求的。这显而易见制约《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的发展。事实上从后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传播的途径和作用来看，除了早期传教功能外，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对于时事政治问题，《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前五卷概未涉及，连米怜自己也认为是一大缺陷，但将这一缺陷归诸当时条件的限制，声称并非其办刊本意。[4]然而，该报毕竟还是清楚意识到了自己这一缺陷。并且也在后期刊登了介绍世界各国概括，及至月食报道等内容。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报纸内容可见，主持人对媒介的定位是明确而清晰的，并且也努力扩展报纸之所及。
如果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近代传教士报纸的先驱者，《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无疑是传教士报纸精神传承和转变过程的一份重要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1日创办于广州，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从报纸主持人来看，其办报动机已经在早期传教士报刊的基础上进行微妙然而重要的转变了。传办人郭士立“精通中文，能讲北方官话及闽粤方言，还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曾3次乘船到中国沿海口岸探听军事情报，收集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也曾参与走私鸦片等活动。他在航海日记中说：‘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5]
这样一位报纸主持人，不难想象其传办报刊的目的已不是单纯的传教士办报传教。但是限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传教士报纸市场有限，也很难跳出传教这个圈子（尽管主持人的目的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其所传之“教”也非单纯之“天主教”）。客观上，这份报纸由于从报纸的内容到宣传都更好的适应了中国人的习惯和口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巨大的。尤其是报纸定位，已经不是早期单纯的宣传品。《东西洋考》明确将自己归属新闻纸，辟有“新闻”专栏，且于1834年1月（癸巳年十二月）刊载《新闻纸略论》。[6]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形式上继承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其创刊号上印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左下角注有“爱汉者纂”等等。但内容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已经更加注重时事新闻，宗教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刊载解释教义的专文，言论主要用来宣传中外人士之间的行为准则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传教士报刊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刊的过渡，对后来的商业性报刊有一定指向性作用。
颇为巧合的是，此时的西方社会，1833年9月3日《纽约太阳报》创刊。开启了美国便士报的新时代。便士报不仅仅在其后西方新闻活动中充当了主角，还深深影响了西方新闻界的办报理念和实践。创办人本杰明?戴（Benjamin H. Day）这样表述其报纸宗旨：“本报的目的是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并以每个人可以承受的价格，使报纸置于公众之前。同时，也为广告提供一种有利的媒介（Bleyer, W.G. ,1927,158）.”[7]对比可见，彼时中国的新闻传播受制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发展已远远落后西方社会。
这一时期（1815年-1839年）的传教士报刊主要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依泾杂说》、《各国消息》等。他们在内容上基本都还是停留在传教上，这里不做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50年代后香港出现的《遐迩贯珍》。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报纸，也开我国中文报刊铅印之首。虽然《遐迩贯珍》是传教士麦都思依靠马礼逊教育会、英华书院创办，但其实际上已经是一份新闻为主的刊物了。其创刊《序言》上云：“‘中国除邸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活动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吾每念及此，思于每月一次，纂辑贯珍一帙，诚为善举。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8]由之可见，该报重视通内外，后来国人王韬“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郑观应“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或由之受启发。
有学者认为，《遐迩贯珍》暴露了西方‘炮舰’加‘布道’的殖民取向。[9]固然是深刻的见解，不过从其办刊形式和内容上来看的话，也的确更加侧重了对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当前时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既有报道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新闻也有反映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新闻。《遐迩贯珍》的政治倾向，无疑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的，但在报道中国内部消息时，因其不必顾忌清政府的干涉而能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事情的真实面貌。[10]纯粹从办报的角度来论的话是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又出现了一份对中国近代报业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报纸，即《万国公报》。该报是一份基督教报纸，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创办并主编。《万国公报》的评论是其区别于前述传教士报刊的一个显著特色。
《万国公报》以犀利的政论，站在西方立场上，为晚清政治变革提供了新思维；对报刊本身轨迹及一些报刊理论作探索。《万国公报》办报的目光、视野具有职业理念。[11]尤其突出的是该报在传教的同时，对英美报学进行研究。“泰西诸国人民率皆嗜阅新闻纸，如饮食，殆不可一日缺。”“考英美新闻纸之不同处，即英报重于论辩、义理，美报专于搜罗新闻。”对报刊史进行探索的意义或许可能更多的影响到了该报具体的办报上。
总体上说，传教士在华报刊开启了中国报刊的新时代。传教士报纸客观上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其为国人带来的“通内外”之作用对早期国人办报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以后的改良派、维新派办报经历来看，无不受到传教士报刊宣传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