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厦门旧报刊看两岸的文化交流

本文从清末厦门一些旧报刊，如1902年创办的的《鹭江报》和1904年连横在厦门创办的《福建日日新闻》、1908年创办的《厦门日报》上勾沉发微、取证举例，说明两岸文化交流包括新闻交流，从不曾隔绝，即使在日踞台湾时期这一基本情况也是这样。

关键词：清末;厦门;报刊;两岸;文化交流;台湾

　　本文从清末厦门一些旧报刊，如1902年创办的的《鹭江报》和1904年连横在厦门创办的《福建日日新闻》、1908年创办的《厦门日报》上勾沉发微、取证举例，说明两岸文化交流包括新闻交流，从不曾隔绝，即使在日踞台湾时期这一基本情况也是这样。

　　唐宋以降，中原汉族人口大量南下，福建泉州港兴起，福建居民频频向台湾迁徙。明清两代是大陆向台湾移民的高潮时期，乾嘉以后，大批泉州、漳州人和客家人、福州人移居台湾。以福建居民为主的移民前往台湾，带去了家乡的方言、风俗和民间信仰等。从宋朝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到1885年台湾归属于福建省管辖，1885年台湾独立建省时，就叫“福建台湾省”。每年福建都要慷慨解囊，拨发44万两白银，其间的手足之情，不言而喻。到了清代后期，台湾地区无论在民众语言、崇敬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教育科技、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形成了与闽奥区域基本相同的文化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又把中华文化与传播推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不可否认，台湾文化是和中华文化有着广泛一致性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分支。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日本，美国和西方文化的强力灌输，使得现在台湾文化与大陆东南区域文化 ，也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性。但这并不能改变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这一基本内核。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是构建大陆与台湾联系的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海峡两岸传播历来有很大的共通意义空间，这就是地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传播学认为，交流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才会传而能通；而通过不断的传播交流，这个共通的意义空间将不断扩大，从而可以促进交流双方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 当前祖国两岸关系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新闻工作者应当携起手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个主题，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这就必须大力推进两岸的新闻交流，迅速扩大两岸共通的意义空间，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与理解，使两岸民众感情更加融洽，合作更进一步升华。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史上两岸的报刊从来都是注重报道对方的新闻的，两岸文化交流从不曾隔绝。下面我想着重从闽南一些旧报刊上，钩沉发微，举例取证，说明两岸的文化交流包括新闻交流即使是日踞台湾时期也从不间断。

　　一、《鹭江报》

　　晚清在闽南的报刊出版的时间都不长。但都在闽南和东南亚、台湾、日本等地销售。比较而言，创办时间较长、影响最大的是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鹭江报》。

　　《鹭江报》1902年4月28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创刊，地点在厦门海后滩德招洋行后面（今厦门邮电局人和路），创办人为英国传教士山雅格[ ]（Rev Jas Sadler）。据福州《闽报》1902年11月19日报道，《鹭江报》馆9月遭火灾所有机器尽成灰烬，遂迁到鼓浪屿的鹿耳礁。1903年11月17日迁到自建于太史巷的新馆（今大同路西段吴在添饮食店斜对面小巷）。该报有自己的报馆和印刷设备。

　　山雅格1867年到厦门来传教，他在闽南、闽西乃至福建的传教士中有广泛的影响。他敦请各地教堂的牧师、传教士协力合办《鹭江报》，但实际上该报背后有三个颇有势力的支持者：一个英国派驻厦门领事满思礼；一个是英国垄断中国海关的秘密行政组织总务司派来的厦门海关税务司司长辛盛；一个是英国政府派驻厦门领事馆的领事请来当陪衬的清政府福建省兴泉水道派驻厦门的道观察延年。该报编辑部成员开始是9人，后陆续增加到13人。其中，山雅格任总主笔和总经理，其余12人均为中国人。而日常办报的编辑记者只有7人，其余5人为出资集股的闽南名士，相当于该报的董事会董事。上述《闽报》1902年11月19日的报道中说，《鹭江报》9月遭火灾后，“该地绅士鸠资集股重为整顿，延台南连君雅堂（引者注：即连战祖父连横）侯官林君砥中二人主笔。”

　　《鹭江报》为旬刊，连史纸，竖排，铅字印刷，装制成册，每期25页，3万多字。后来该报扩大篇幅，每期30多页，4万多字。该报言论、新闻报道，副刊文字、广告等近代报刊的四大配件都齐全，设有论谈、上谕恭录、紧要奏折、中国纪事、外国纪事、专件、文苑、诗界搜罗集、路透电音、闽嶠近闻等多个栏目。

　　《鹭江报》第一期的三篇论说，阐述了该报的办刊宗旨。第一篇为山雅格写的《叙》。他自称是中国的好朋友，所以他办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鹭江报》上传下达，沟通内外，参与中国的内政，让国人仿外洋之成规，革除中国的弊政。

　　第二篇为主笔冯葆瑛写的《鹭江报出报序》。他着重强调《鹭江报》是为了帮助读者增见识，广见闻，开民智，增补史乘，表明该报主张维变法，重视新学、新政。

　　第三篇是翻译雷崇真写的《鹭江报序》。该文内容是上面两篇论说的补充。文章说：“厦门为东南一都会，商舶之往来，华洋之共处，虽不若上海、香港之繁盛，抑岂无新机独辟，善政堪传，足以开民智而治国闻所未必采哉？”接着他强调东南亚各国“以及台南、台北等处，尤必有商务工艺诸良法，得藉集思而广忠益者，正未可量也。”这一补充，揭示了该报对促进闽南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文章还对上面山雅各文中所提到的“有见辄书，有闻必录”进行补充阐发，指出：“即使通例有闻必录，亦必择其有益于人心而能裨补于政俗者，然后矜慎出之，庶可以开民智而佐维新，治国闻而供采纳，非可苟焉也已也。”这反映出当时国人比较先进的新闻思想。[ ]

　　《鹭江报》虽然十天才出一期，但是对新闻报道极为重视。该报每期都刊登80条上下的新闻报道，占全部篇幅的80%左右。

　　除了上谕恭录、紧要奏折和路透新电外，新闻报道刊于中国纪事（第一年栏名为“中国时务”）、外国纪事（第一年栏名为“外国时务”）和闽嶠近闻（开始栏名为“漳泉近闻”，下分厦门、泉州、石码、金门等小栏目。《鹭江报》的新闻报道，大都写得很精炼，每则新闻只有几十个字，长的也不过一、二百字。

　　就新闻报道的内容来看，国际、国内新闻大多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主，本地新闻也大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情况。郭稼先生曾以第6期的“闽峤近闻“为例进行统计。该期50条地方新闻可分为社会治安、税收走私、疫情防疫、社会奇事趣闻、育才选才、文化教育、市场经济、封建迷信、政府文件、外事活动等十类，其中头三类新闻合计占60%。这种新闻内容的选择和安排符合当时本地社会动乱、苛捐杂税、瘟疫横行、民不聊生的基本情况，迎合了当地读者和关心家乡的台湾同胞、海外华侨的阅读需求。其他各期该栏新闻内容大多与此类似。该报还报道了一些当地公用事业和民办工业的建设及当地群众求知识、增见闻的活动，这些是当时当地出现的新事物。这类当时有价值的社会效应好的新闻。成了今天颇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史料。[3]

　　诚然作为一家时事政治性报刊，《鹭江报》重视议论自不待言。但该报新闻报道占80%左右的篇幅跟总负责人山雅格的新闻思想有关。

　　有学者认为《鹭江报》报上诗文绝大多数都署名，而连横只在1904年4月10日出版的第61期上发表了他在1902年写的《惜别吟诗集序》一文。因而对连横曾在该报主持笔政的说法存疑。其实连横此前已在《台湾日日新报》当编辑。山雅格重视新闻报道的作用，因此《鹭江报》请连横负责新闻编辑，主持编务也是可能的，新闻报道在《鹭江报》上是不署名的，更不必署编辑的名字。上述《闽报》也明确报道《鹭江报》请连横和林砥中当主笔，而且连横在《鹭江报》第78期起发表了从史学角度撰写的长篇专论《满州最近外交史》，连载了十多期，为读者提供了清政府卖国外交的历史档案。可见他与该报的关系非同一般。

　　《鹭江报》每期卷首都有《论说》专栏，每期2、3篇至4、5篇不等，其中政论占有95%以上。而这些政论文章中山雅格写的几占40%，中国编辑所写的只占35%。其余25%为社外作者、读者的投稿。

　　显然由于国际风云变幻起伏，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加上作者的身份和所属阶层不同，《鹭江报》上的政论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山雅格不断在《论说》里发表文章，他的文章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列强的立场上，赤膊上阵为外国的侵略活动涂脂抹粉，明目张胆为外国侵略者辩护。如把英国强占香港、日本强割台湾公然说成是什么友爱之事。在《论中西合办一切事宜实为交益道》一文中，他说：“英人与中国军旅之事，是为商务而已”，“英人之必与中国力争者，非觊觎中国之土地也。所得者，香港而已。此则欲与中国合办事宜之萌芽也”。在《论日本助华》一文中，他说什么：“日本常以赞助华人为已任。甲午之战，日本所以警中国也，以为中国遭此挫折，必豁然醒悟……必然奋起以西法之可师……”。“日人治理全台，业已就绪。华人但能以实心相与，体其惠爱，与之合办，与之共襄，则利益甚大，非益日人也，华人自受甚益，而日人亦在受益之中耳。”

　　综观山雅格在《鹭江报》上的政论，他始终自觉地站在英国的立场上说话。开始他极力为英日联盟唱赞歌，日俄之战，他著文说中国只能让英日侵占，对全欧洲各国才有好处。战后日本远东势力大增，威胁到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他便把英日联盟抛弃，大谈美国的所谓民主事迹。当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事实击败了他先前所谓的“友爱”、“合办”论调后，他转而专门议论传经播道，企图以宗教麻醉中国人民，让中国人忍让，安于现状。

　　虽然《鹭江报》上为外国侵略者辩护的文章连篇累牍，但必竟13个编辑人中有12位为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写的文章中不乏爱国自强的议论。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日俄战争后的残酷现实，促使他们或先或后发生思想转变，发表了一系列反帝爱国的文章。如主笔冯葆瑛发表了《论中国索还满州之大关键》一文，揭示了日俄战争的实质，主张清朝出兵，自己收复满州。后来另一位主笔林砥中也发表了《生中国乎？死中国乎》、《中国人之中国》和《论中国当保全铁路之权利》等文章。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在当时虽不大现实，但爱国热情溢于言表。如林砥中在1903年3月19日出版的第25期发表的《论力》一文中说：“冀吾四百五十兆同胞能出其脑力心力抵制列强之力，以振此垂危之局也。”“窃愿吾国政府国民其敬听吾言，上去其压力，下结其爱力、群力，完固团力，以求自强，勿为印度、波兰、犹太、菲律宾、土耳其之续也。”言词激烈，正义凛然。连横在1904年3月第61期发表的《惜别吟诗集序》一文中，大声疾呼“呜呼！中原板荡，国权丧失，欲求国国之平等，先求君民之平等，欲求君民之平等，先求男女之平等。酒笔书此，以告景商（林辂存），并以质天下之有心人也。”上述连横写连载十几期的长篇专论《满州最近外交史》一文，从史学的角度，揭露了清政府卖国以苟延残喘的罪恶事实，充满反帝爱国的情怀，表现出革命的思想倾向。

　　《鹭江报》的《论说》栏里也登载了一些读者投稿。这些读者写来的评论，不时发出进步的呼声，表现了奋发自强的爱国思想。如一篇署名“忧时子”的读者写的《秋声读报说》，更是义正辞严，有力痛斥：“日俄之战，不战于其国，独战于吾帮，震荡于吾国民，蹂躏我土地。”公开呼吁中国人民要做个“血眦摧裂，振臂奋呼，戴天立地之国民。”这类读者论说的刊出，反映了中国人的正义呼声，也表明了《鹭江报》中国籍编辑的思想转变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鹭江报》采取各种方法吸引读者订阅，并建立庞大的发行网，不断扩大发行量。该报一开始便制订优惠的代销价格，以促进该报的销售发行。该报规定代销者“每份抽出二成，以作酬谢。”外地读者订购全年，“外埠加邮费5角，外洋加邮费1元5角。”这样外地的代销者，可净得20%的代销费。当时市场上其他商品的批零差价大约在10%左右，而该报的代销费竟高出一倍，于是很快地扩大了发行网。

　　《鹭江报》的发行渠道有4条：一是教会系统的礼拜堂、福音堂、圣教会等基层单位；二是各地药房、布庄、书店等商号；三是各地报业同行；四是各地知名人士。如第25期公布的在台湾发行的代派处是“台北港边后街李春生翁”。李春生是住在台北的厦门人，是当时台湾文人。1900年9月孙中山在台湾设立惠州起义指挥中心时就住在李春生的洋楼里。

　　通过这四条渠道，该报先后在福州、宁德连江、泉州、惠安、同安、金门、漳州、龙溪以及广东、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32个代派处或发行所。

　　闽南和整个福建省华侨众多，这些华侨多数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居住，他们热爱祖国，关心家乡的情况。因此《鹭江报》利用这个有利因素，通过上述四个渠道努力向东南亚扩大发行，先后在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安南、缅甸、日本等国和香港、台湾等地区建立了16个代派处或发行所。该报经常在杂志上公布各地代派处的地址，彰显其发行范围之广的特点，以扩大发行。

　　1905年前后《鹭江报》编辑部里原先的思想分歧已开始发展到组织分裂，人员流失的地步。此前，连横于1904年9月10日已离开编辑部与黄乃棠创办了《福建日日新闻》。原先支持《鹭江报》的厦门富商林景商（辂存）和编辑部成员周之桢（即鼓浪屿牧师周寿卿），他们不但不再支持《鹭江报》，反而支持《福建日日新闻》。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我国报刊活动的主角，引发革命派和维新派报刊之间的大论战，形成了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国内外国传教士办的报刊大多已没有什么市场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鹭江报》要按照创刊时的办报宗旨就再也办不下去了，终于在1905年的上半年自动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