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构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 ——武汉广播电视台《电视问政》实践中的思考
发布时间：2020-10-14 17:01:42 点击次数：198
《电视问政》内含政府、媒体、公众之间平等对话的三角关系。以冲突的调动建构问政宽度，以循环的对话建构问政深度，武汉《电视问政》变得更有章法、更加严谨。
关键词：问政;电视;治理;城市治理;多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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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问政》内含政府、媒体、公众之间平等对话的三角关系。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张力，推动解决“谁在问”“问什么”“怎么问”三个维度问题，进而实现最优化模式：构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以冲突的调动建构问政宽度，以循环的对话建构问政深度，武汉《电视问政》变得更有章法、更加严谨。
武汉广播电视台《电视问政》自2011年11月推出以来,引发国内权威媒体持续关注。它不仅创新了民众参与新闻传播的方式,也为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可操作的电视手段。全国200多个城市借鉴“武汉模式”，《电视问政》成为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和品牌。
《电视问政》虽然由政府主导，但是却内含着政府、媒体、公众相互之间平等对话的三角关系，就像“三条腿的凳子”，每一条腿在相互关系中各自守住自己的角色、位置和长短，凳子才能稳稳立住。这种相互作用形成的张力推动《电视问政》栏目解决好“谁在问”“问什么”“怎么问”这三个维度上的问题，进而实现最优化模式：构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模式的最优化必然带来效果的最优化。
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中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投射到城市，带来的是“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升级的实践。
城市管理虽然包括政府作为主体的管理行为和社会组织作为主体的管理行为两个方面，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成为城市管理的唯一主体；而城市治理则强调主体的多元化，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市民个人，都是城市治理的参与者，其中市民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重要。“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社会群团、企事业单位、社区及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特定的电视场域，以“面对面”方式与官员对话沟通、参政议政，正是武汉《电视问政》栏目成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的前提。
“多元主体参与问政”的特征并非一开始就具备，而是实践中不断改进而成的。初期问政，曝光短片播完，主持人就短片中的问题对被问政官员展开一连串的逼问：“这些问题归你管吗？”“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你做出过哪些承诺？”“你觉得承诺兑现了吗？”“承诺没有兑现板子该打到谁身上？”“谁该挨板子清楚了，这个板子该怎么打？”“打板子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能解决吗？”“什么时候解决？”逼问中，《电视问政》显现为主持人问政，在观众眼中，主持人成为“强势的家长”，被问政官员则是“认错的孩子”，有了犀利的效果却缺失了平等的对话关系，而平等的对话关系正是各方面各层次利益主体达成共识的前提。基于这样的认识，《电视问政》认真解决“谁在问”的问题，主持人由问政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问政现场、流程的调度者和掌控者，“多主体参与”在《电视问政》的不同环节得到实现。
在征集问题环节，除了传统的来电、来信、来访，还开通官方微博账号，申请微信公众平台，设置专门网页，在当地人气论坛上发表问题征集帖，充分借助互联网、“掌上武汉”手机APP等新兴媒体平台使群众更方便更快捷地反映问题、提供线索。在问政直播过程中，除了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廉政建设志愿者、治庸问责督察员、布衣参事、市民代表、外国友人、专家、评论员、新闻记者、新闻当事人现场问政外，还通过4G连线、热线电话、微博、微信与场外观众互动。在问政直播结束后，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平台来追踪整改和问责。
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城市善政”向“城市善治”转变，《电视问政》仅仅在形式和流程上实现多元主体参与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问政的效能，推动民众形成主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文化自觉：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把参与公共事务当做自己应尽的责任，当做自己作为合格市民应该具备的条件，就像雅典城邦时期民主派代表人物伯利克里所说：“一个人的时间既要花在处理私人事务上，也要用于参与城镇的公共事务。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有人称之为安静的人，我们称之为无用的人。”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实现多元主体参与问政的广泛性，还要实现多元主体参与问政的有效性。问题短片中，脏乱差的豆制品作坊却有正规的生产许可证。作坊老板跟记者说：“证好办，也要不了几个钱，就是打点要钱。”问政现场主持人问相关局长：“什么叫打点？打点谁？为什么要打点？”局长反复绕着弯子不做正面回答。主持人提醒：“请正面回答问题，不要这样‘打点我’。”局长无法再顾左右而言他：“打点吧，他说的这个意思，可能是要送他好处。”
不回避问题核心是体现有效性的一个方面，使用航拍器突破人为阻碍得到问题现场的影像证据，是体现有效性的另一个方面，更主要的体现是曝光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到回应或解决。譬如武汉市蔡甸区区长在2013年底问政现场承诺的整改，经2014年上半年《电视问政》曝光没有兑现，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而2014年下半年《电视问政》再次暗访发现之后的整改工作积极、到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拼在基层》得知后也对该区长作了长达5分钟的专题采访报道。5年来46场《电视问政》先后曝光各类问题670个，问责干部910人，查处率100%，回复率100%，解决率90%以上。
广泛性和有效性能让参与者获得最大的满足感，激发起参与的兴趣并最终形成文化的自觉。一个允许人们参与甚至是要求人们积极参与重大社会实践的城市，将会激励人们充分施展他们的聪明才智，并且充分意识到个人的力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