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视域中的新闻失实

　　【英文标题】On News Untr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Media Criticism

　　【作者简介】胡正强(1965-)，男，江苏省睢宁县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新闻学博士，主要从事新闻史论及媒介批评研究。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内容提要】现代新闻事业诞生以后，新闻失实就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中的痼疾和顽症，对新闻失实的批评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重要内容。对新闻失实原因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微观的新闻业务性批评，即从作者和编辑等把关人角度，探讨他们在哪些主客观因素的主导下而导致有意或无意的新闻失实；另一种是宏观的社会学批评，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探讨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新闻传播不得不然而造成的新闻失实。批评主体据此提出增强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倡导客观性原则以限制主观偏见，注重辟谣工作，改革社会政治体制等建议来治理新闻失实。

　　After the birth of modern journalism, news inaccurate has always become a chronic illness of China's news reports, inaccurate criticism of the pre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modern media criticism. There are two main paths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false news. One is the micro-news operations of criticism, from perspectives of the authors and editors, such as gatekeeper on what they ar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l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news deliberately or unintentionally inaccurate. The other is a macro-sociological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trol to explore the socio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 environment, the news media have created the news, however, false. Accordingly, the critic advance to govern false news by enhanc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edia practitioners, advocate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 in order to limit subjectivity and bias, rumor oriented work, reform proposals such a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关 键 词】中国现代 媒介批评 新闻失实 modern China/media criticism/news untrue

　　中图分类号：G210.9；G21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3.013

　　真实性是新闻传播的第一块理论基石。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以后，新闻真实性原则很快获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1]。但新闻失实又几乎从未离开过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成为新闻传播中的痼疾和顽症。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党报纸勃兴，新闻造假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以至新闻失实泛滥成灾，严重干扰和阻碍了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新闻界有识之士遂愤而抨击，希图通过营造一个对新闻失实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环境，以规制和引导新闻传播事业回到真实性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对新闻失实的批评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中着力甚多的一个热点。

　　一、中国现代媒介对新闻失实的批评

　　以新闻失实为媒介批评客体，其直接导因当然是新闻失实的发生并产生了社会危害，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梁启超是中国对新闻失实较早进行批评的一个报人。1896年，他编辑《时务报》伊始，即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专题新闻学论文，详细地列举了当时报刊存在的五大弊端，其中即有以新闻真实性为着眼点的批评：“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灰，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2]这表面上是在对新闻失实的原因进行探讨，其实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是对当时普遍存在于新闻界不良弊端的声讨和批判。从新闻采访方式的专业角度，对新闻失实进行原因追索，说明梁启超已经注意到新闻失实的产生与新闻采访方式之间的关联性。经过时间的推移，梁启超对新闻的认识不断有所深化，1917年1月12日，他在北京报界的一次讲演中，开始从反映论的角度批评新闻失实：

　　报纸为社会之缩影，社会之事事物物，无不影射于报纸，欲知社会之真相者，须于报纸中求之，此定例也。中国之报纸则不然，虚虚实实，令人迷离徜恍，不可辨别，无以名之。请以电影为喻，电影馆林立，互相竞争，制造影片之人，惟日求新奇以炫人目，骤观之，俨若真有其境，真有其事其人，实则皆制造影片之人，臆想假造，未可遽认为事实者也。中国之社会固不良，然尚不若报纸上之蜃楼海市，不可端倪。报纸上之社会，与实际上之社会，成为两截，此亦奇异之现象也。[3]

　　作为一个满怀政治抱负，对报界寄予殷切希望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面对久治不愈的新闻失实，虽难免有些悲观苍凉的无奈之感，但他仍对未来有十足的信心，坚信新闻失实不过为新闻传播中的逆流现象，认为只要报界中坚人物，力矫其弊，必有挽回之日。

　　在中国新闻界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报纸从政论本位向新闻本位的转型，报纸对本报专电重视有加，专电的有无及多少成为衡量报纸实力的一个象征，一些财力和人力比较薄弱的报纸，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筹码，遂玩起了“制造电报”的障眼法。这种把戏起初有所奏效，各报心照不宣纷纷加以仿效，民国以降的几年间，愈演愈烈，但也很快为人们所揭破，遭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谴责和不耻：

　　就余所见所闻，吾国报社，往往有因电稿缺乏，又恐阅者轻其缺乏电稿，于是有造电之事，或将通信原稿，化繁为简，即不然，而本诸原意，改易数字，或从他处消息，略加揣测，为模棱语，注以时刻地点，即作本社专电。尤可噱者，明为造电，而故阙衍数字，注曰“电码不明”，以委过电局。偶因造电员未到，或到而未造，则于专电栏中，注曰“本日专电未到”，以反证其原有专电。此等作伪，不必聪明之士，即可识破，久之而真实之专电，及其评论记事，亦均不能见信于人，是诚诈而愚者也。况以造电之工夫，从事新闻记事，其价值固不减于专电，又何苦为此自欺欺人之拙事哉？吾甚望吾庄严可贵之报界，应速革此陋习也。[4]

　　熟悉国内外新闻界情况的任白涛也指出，“制造电报为各国报界之通弊，然恐未有甚于我国者”[5]。昔之读者，虽可一时瞒过，今则稍具常识者，几已无不知其真相。明知读者之不可再欺，而仍欺之，是非欺读者，乃自欺耳。且因为惯造伪电，即便实在专电，亦为读者所忽视。这对媒体形象造成巨大伤害。“狼来了”的教训，媒介不可不自我省惕戒惧。

　　谣言是新闻失实的一种恶劣形态，批驳谣言就成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常见任务。“我们常听人骂中国新闻记者无程度，专会造谣”[6]。鲁迅先生曾经是一些报刊经常造谣的对象，饱受谣言之苦：“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失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呀这些话。”[7]作为一个对时代有着强烈批判意识的社会病理学家，鲁迅对谣言有着细致入微的剖析和认识。在长期和资产阶级报纸打交道，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观察以后，鲁迅给出对当时新闻界一个总的印象式评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8]国民党当局为了从舆论上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的报纸和他们所间接控制的报纸，为了欺骗更多的读者，常常“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9]154。

　　由于造谣是资产阶级新闻媒体的本性，因此，鲁迅总结自己看报的两条经验并向读者推荐。一是打折扣，对于报上那些以危言耸听，以美词动听，经过粉饰的夸大和装腔文章，鲁迅主张对其内容要打折扣，或打八折，或对半，甚至二折，才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来。二是在《推背图》一文中，他提出正面文章反面看，即从反面来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并拈出实例道：“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一，××军在××血战，杀敌××××人。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三，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交涉。”[9]91事情的真相与此恰恰相反。这种痛苦的经验非鲁迅一人所有，同时代很多人都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例如陈子展在1933年3月13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正面文章反面看》。其中大意说当时的喊“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军而只是炸“匪”（红军）；“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收回失地”等于不收回失地，等等。赵超构1936年1月23日，也曾在一篇时评中，借读者之口对新闻失实表达过类似的批评：“一个老看报的人说：有些报纸上辟过的谣言，竟也会变成事实，去年报上刊载一节新闻，说‘内蒙异动说完全不确’，我当时就疑心局面不免有些异样。果然！现在报上已登载内蒙独立的消息了。谁能说中国报纸没有信用！只要你能从侧面推断，有的消息比外国报纸还准确！”[10]409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性情绪表达，是社会对新闻失实的共同谴责和控诉，新闻界无法抗拒这种具有强烈否定色彩的媒介批评。人们在批评新闻失实的同时，不禁要追问和反思：新闻失实固然让人痛恨不已，但导致新闻失实的终极性社会原因何在？

　　在中国现代新闻传播过程中，一部分新闻失实现象的产生，与一度流行的“有闻必录”论不无关联，对此类新闻观念的批评和清理就成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从理论上对“有闻必录”论进行检讨和批判的是中国现代新闻学理论的奠基人徐宝璜：

　　报纸有闻必录，此吾国报纸之一极普通之口头禅，且常引为护身符者也，其实绝无意义。因若信一二人之传说，而不详加调查，证其确否，径视为事实而登载之，将致常登以讹传讹之消息，且有时于不知不觉成为他人播谣之机械，此亦为以伪乱真，又乌乎可？即假定所闻者全为事实，亦不能尽行登载，因事实之非新鲜或非阅者所注意者，仍无新闻之价值。若“必录”新闻，则报纸之新闻，与街谈巷议无别矣。况新闻纸之篇幅有限，又安能“必录”新闻之全部耶？然吾国报纸，则恒引此不通之六字为护身符，对于所登之新闻，纵使错误，亦不负责任，因按“有闻必录”之原则，本无调查所闻确否之必要也。甚有于此六字之下，为达不正当之目的起见，登载消息，攻击他人之私德，不留余地者。此为吾国新闻界幼稚之明证，亦一亟应纠正之事也。[11]

　　徐宝璜对“有闻必录”的批判，相当准确地抓住了事物的要害和本质，此后他还在其它许多场合对“有闻必录”论反复进行批评，并得到了著名记者邵飘萍、林仲易等一批人的桴鼓相应。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社会上对“有闻必录”弊端的认识逐渐清晰和深化，其社会生存空间大大受到挤压，鲁迅等社会知名人士不断加入到批评“有闻必录”的行列中。鲁迅指出：“‘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12]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有闻必录”口号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虽然“有闻必录”论在中国现代新闻传播活动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完全绝迹，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闻界公开坚持“有闻必录”的报刊越来越少了，再以“有闻必录”来作为挡箭牌或标榜者往往会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有闻必录”具有了贬义色彩，往往与不负责任、新闻失实联系起来。在社会与新闻界对“有闻必录”口号的态度转变中，媒介批评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