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依稀忆当年：王强华口述实录
发布时间：2020-08-11 16:32:01 点击次数：214
王强华（1933年—），江苏南京人。高级编辑，1953年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作，在近四十年的新闻工作中，经历过无数新闻大事件，尤其是1978年他在担任《光明日报》哲学组负责人期间，亲自参与编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讨论。1980年开始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87年4月调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1993年9月离任。在此期间，担任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主任，并被任命为中国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主持新闻法（草案）起草工作。1993年10月赴深圳参与创办面向全国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放区的《开放日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办），任总编辑。1997年5月应聘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任总编辑，2004年4月离任。在新闻出版署任职期间，积极参与筹建中国报业协会。1995年起任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常务书记。
关键词：王强华
王强华（1933年—），江苏南京人。高级编辑，1953年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作，在近四十年的新闻工作中，经历过无数新闻大事件，尤其是1978年他在担任《光明日报》哲学组负责人期间，亲自参与编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讨论。1980年开始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87年4月调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1993年9月离任。在此期间，担任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主任，并被任命为中国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主持新闻法（草案）起草工作。1993年10月赴深圳参与创办面向全国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放区的《开放日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办），任总编辑。1997年5月应聘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任总编辑，2004年4月离任。在新闻出版署任职期间，积极参与筹建中国报业协会。1995年起任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常务书记。
一、三次与“右派”帽子擦肩而过
我是1933年出生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后来入党。工作完全是一股热情，为了共产主义。那时候我们讨论问题就是以毛主席的标准为标准，总觉得毛主席说的全是对的，如果思想和毛主席不一样，（你首先是觉得）自己跟不上毛主席（不对，就要检查自己）。但是后来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证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慢慢、慢慢地就觉醒了。
1953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光明日报》工作，1957年被《光明日报》派到广州做记者。当时是跟了一个人大的视察团，去广州视察工作，一共七八个人。有老党员，有无党派的领导。去了之后正好赶上毛主席号召“大鸣”、“大放”。储安平当时是《光明日报》总编辑。他说了毛主席号召我们“大鸣”、“大放”，《光明日报》应该积极响应，所以广州也要积极配合。但当时，我对“大鸣”、“大放”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的。举个例子，当时我跟民革中央常委一个叫做徐宝奎的一起去开座谈会，他找了那些国民党的起义的将领和被俘人员，有的还是被管制的。会议中，他是主持人，我是记者，他就叫大家“大鸣”、“大放”。这些人，针对共产党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不满，有的则是直接发牢骚。这些人说共产党怎么不好，简直声泪俱下，什么不自由啦，（出门）要请示啦等等。出来之后，徐宝奎就跟我说，这可是好材料要报道。我一想这个东西也没调查，光听别人会上讲，而且政治上这个东西如何把握分寸很难，我就没进行报道。结果回来之后，徐宝奎就被打成右派了，而我则因为没有进行报道，逃过一劫，我想如果我当初报道了这个东西，右派称号一定非我莫属。
当时跟我在一起报道的还有随团秘书梁成瑞。他是储安平在《观察》时的通讯员，我们住同一个屋子里，他是代表团秘书，我是记者。他也跟我讲，到处都是材料，你为什么不报道。我说，你要觉得好，那就你报道，你不是储安平的特邀通讯员吗？后来我干脆就把我的记者证给他，当时记者发电报便宜，两分钱一个字，他就代替我进行报道，可能是他给储安平打了小报告，说王强华这个也不搞那个也不搞，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不听毛主席的话。储安平当时跟毛主席的旗号很紧，“大鸣”、“大放”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说我不听话，在大会上批评我，说我是个新党员，不懂党的政策，毛主席要“大鸣”、“大放”，王强华在广州什么动静都没有，这种人怎么能派出去报道？没想到正因为我没进行报道，又躲过了一劫，梁后来也被打成了右派。
再后来，储安平认为广州要加强“鸣放”，就派了两个记者专门从北京到广州开座谈会。当时储安平计划在八个城市召开八大座谈会，广州是其中一个。派的两个记者，有一个是老记者，储安平就叫我留在那里，跟那两个记者一起在广州工作一段时间，配合他们报道。可是，我没有听储安平的招呼，跟着这些代表委员视察完事，一起回了北京。而先前留在广州的两个记者因开了座谈会，结果回来之后就被打成右派了。经过这次自作主张的变故，我一回报社，人家就说我是左派，坚定的左派，因为我不听储安平的领导，抵制了储安平，没按他的要求写稿子。
回京后因为我被认定为左派，组织上就把我派到了“反右”办公室，专门搞反右派。我刚去了一两天，结果我夫人在她原来的学校里被打成右派了。我说这个可麻烦了，我在报社是个大大的左派，我的夫人是个右派，这个问题讲不清楚了。那时候还没隔离，我每天都是要回家。于是我向单位提出，说我这种的情况不适合再进行反右派工作，要不然以后讲不清楚了，没想到报社又认为我反右派不积极。
从储安平批评我“大鸣大放”不积极，再到党的组织说我反右派不积极，我的人生真是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把我隔离起来审查，说我向右派老婆泄密、划不清界限。当时很多人劝我，为了我的前途，跟老婆离婚。那时审查，就是翻来覆去写个人材料，交代在家里跟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就这样我在《光明日报》写了一个星期的材料，最后审查结果，说我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后来又说，你老婆知道一个词叫做“中右分子”，右派怎么会知道“中右分子”啊？“中右分子”是组织上掌握的，你老婆怎么能够知道呢？所以肯定是你跟她讲的。我百口莫辩，也记不起来到底说过没有。后来组织上给我个决定，就说我觉悟不高，下来个文，延长我的党员预备考察期一年，接着就下放到江苏一个农村里面劳动，当时好多人都下放了。
20年之后，我爱人的右派帽子被摘，平反了。她在青海工作了20年，我们分开了20年。我们的感情经受住了考验，没有离婚。20年后，爱人那边的单位组织认定她不是右派。后来我离开《光明日报》，去新闻出版署当副署长的时候，还有人说，我老婆过去是右派，我包庇右派，所以给我也处分了。我反驳说，我老婆都已经平反了，包庇右派之说也不能成立。当时组织还是很公道的，又给我做了一个决定，算是正式给我平反了，也把当年的那些处分一并撤销。实际上延长预备期也不算什么处分，只是认为我觉悟不高，让我延期转正而已，也就是1956年入党，1959年才转正。问题不在一年两年的党龄，问题在于这个过程蛮有意思。
当时我为什么没有配合储安平工作，没有对“大鸣大放”进行报道？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就有一个思想，不管是谁说的，储安平说的也好，储安平说是毛主席说的也好，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毛主席1956年搞整风是对的，但方式欠妥。在中国1956年那种环境之下，刚刚建设不久，经济不发达，老百姓生活不好，这么搞大民主啊，“大鸣”、“大放”，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当时的情况，要出问题。但我没想到毛主席的办法就是，一看到“大鸣”、“大放”收不住了，于是搞了一个反右派，一下打了好几百万的右派分子。这种做法我就觉得没有道理了。你叫人家发言，而且人家不发言你动员人家发言，结果人家说了几句话，你不顺耳，开始是人民内部矛盾，后来变成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再后来干脆就是按照敌我矛盾把人家打成右派了，这恐怕是任何人所始料未及的。
“文革”期间我又一次被牵连到政治运动中，“文化大革命”我被报社打成了黑帮，其实我并不是当权派，被打成黑帮的最主要依据，就是我说过“林彪讲的活学活用和立竿见影啊，这个事情可能对工农兵可以，我们知识分子做不到”。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可以算是反对毛主席活学活用思想，差点被送去劳动改造。
对于活学活用提出问题，我不敢反对，但是知识分子比较复杂，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我觉得工农兵对毛主席感情深，所以毛主席说东就是东，毛主席说西就是西，结果就变成这个立竿见影。这样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是最大的罪状了，又反对毛主席，又反对林彪。因为活学活用是林彪提出的，所以我后来被打成了黑帮，劳动改造七个月，被隔离审查了，不让我回家。后来学生起来造反，过来救了我。他们在《光明日报》报社造反，当权派都被打倒，没有功夫管我了，我就成为了逍遥派，算是躲过一劫。
从三次个人经历的历险（过去我不大讲个人的），我体会最深的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独立思考应当是最可贵的品质，后来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以这个名字命名，说明独立判断、独立思考对人的成长是多么重要。我们这一代已经过去了，我希望读者能看一下这篇文章，它写出了我的心声，更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心路历程体现。概括起来，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成长可以概括为“三段论”。第一段就是追求国富民强，为了这个单纯目的，我大学时代曾追随过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后来又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第二段就是迷信和盲从，把毛主席看做民族的救星，认为只要是毛主席的话都是对的。第三段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现在的反思，对我的一生进行反思，对建国后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进行反思。这不是我概括的，这个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概括的。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贯听组织的话，党把我从一个年轻记者培养成为《光明日报》的副总编，直至做到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高位。但是身居高位的我，常会反思我的一生经历，觉得最受益、最值得坚持的原则就是新闻人要独立思考。这话不是我说的，其实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句名言，在毛选上有一篇文章《记者头脑要冷静》（展示《毛泽东文集》，并开始读）。“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问题要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有正确的分析。记者要善于比较……记者要善于应用，不要看到好的就觉得全好，看的坏的就认为全坏……记者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要头脑冷静，独立思考。”毛主席这个观点是对的，这是他五十年代的一个讲演。依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人，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最为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