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报业舆论研究及思考
发布时间：2020-08-11 16:32:01 点击次数：221
风云变幻的民初革命时期，报纸作为一种舆论武器，积极参与了政治舞台的建制。民国元年，报业出现短暂的空前繁荣，报刊舆论呈现出“咸与维新，百家争鸣”的美好局面；袁世凯夺取国家政权后，对报刊舆论的经营采取独裁扼杀策略，报业发展陷入历史低迷；基于对袁世凯幕府当权的反抗，报刊的讨袁之声此起彼伏，民间舆论触底反弹，至此，袁世凯及其军政利益集团不得人心，袁称帝不成，在万民唾骂声中郁愤而逝。本文拟对民初报业舆论经历的重视、压制和反弹三个阶段逐一分析，以窥探民初新闻事业被动进步的现实意义，及对当代新媒体舆论建构的积极启示。
关键词：舆论之母;新闻绝对自由主义;言论机关
摘 要：风云变幻的民初革命时期，报纸作为一种舆论武器，积极参与了政治舞台的建制。民国元年，报业出现短暂的空前繁荣，报刊舆论呈现出“咸与维新，百家争鸣”的美好局面；袁世凯夺取国家政权后，对报刊舆论的经营采取独裁扼杀策略，报业发展陷入历史低迷；基于对袁世凯幕府当权的反抗，报刊的讨袁之声此起彼伏，民间舆论触底反弹，至此，袁世凯及其军政利益集团不得人心，袁称帝不成，在万民唾骂声中郁愤而逝。本文拟对民初报业舆论经历的重视、压制和反弹三个阶段逐一分析，以窥探民初新闻事业被动进步的现实意义，及对当代新媒体舆论建构的积极启示。
关键词：舆论之母；新闻绝对自由主义；言论机关
一、引 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以下简称“孙”）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诞生。久受封建压迫之苦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试图大展手脚，仿照西方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立志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富强的民主共和国。民主的思潮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处建设中，新闻自由之风也因清朝诸多新闻法规的废止得到扩散。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这一时期，中国报刊舆论相继经历了重视、抑制和反弹三个兴衰历程，本文拟对此嬗变作出梳理，以审视报刊作为重要舆论工具在政权统治中的作用及利弊得失，供商榷。
二、舆论重视阶段：昙花一现的繁荣
（一）法律政策与政府姿态
清末民初，新闻事业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变，展现出一片热闹气氛。以孙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国成立后，立即将言论自由作为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原则之一，大力倡导和推行。南京临时政府特意废除了清廷专为抑制新闻出版业而颁布的《大清报律》——封建专制统治下严禁森严的状况被打破，同时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将报界言论与出版纳入法定轨道。由于当时新闻界人士新闻法制意识的薄弱，此举并未受到社会拥戴，而是群起抵制。孙迫于当时的舆论压力，以该报律未经参议院发布无效为由取消《暂行报律》。
在民国政权刚刚建立、社会动荡、言论不一的局面下，新闻事业因为没有相应法律的管制和约束，开始肆无忌惮地畸形发展，“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在新生的政权中得以纵容，暂时“落地生根”。
（二）作为舆论之母的报业分野
在“咸与维新”的“大好”形势下，昌言无忌，新闻事业迅猛发展，办报活动风起云涌，全国报纸陡增至500家，总销数达42000份。这两个数字，均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1]。民初的综合性报刊，大都表示赞成共和、拥护民主，并都自认为是天然的“舆论之母”，是“四万万众共有之舆论机关”，报馆应该成为与国务院、总统府平等对待的，跟参议院同性质的监督机关，新闻记者则理所应当地担负起“监督公仆，指导国民”的“天职”。报纸的言论自由受到尊重，各报直言讽谏，可公开批评官员、谩骂总统，朝气甚盛。民国元年的报刊舆论，主要发生了以下变化：
1.“报刊作为舆论工具”的主体意识增强
这一点可以从报馆的办报宗旨上看出来。1912年5月下旬，宋教仁亲自擘划出版的《亚东新报》，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巩固共和政体，注重民生主义”为办报宗旨；7月1日创刊的《民生报》，以“鼓吹民生主义、阐发共和真理，监督政府行政，冀实行本党之政纲”为宗旨；12月1日，梁启超在天津创办的《庸言》报，则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
民国初年，在“政党政治”的影响下，刮起了一股结党结社风，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大致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四个较大的政党。这四个政党都十分注重报纸作为重要言论机关的舆论地位，纷纷开办了机关报，来宣扬各自的执政主张和思想。国民党作为最大的政党，在民主政党报刊中数量最多，在京、津和沪等全国各主要省市都有创刊，较为出名的有《民立报》《国风日报》等；共和党的报刊主要有《民声日报》《强国报》等；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有《国民公报》《庸言》等；统一党则以《大共和日报》《公论日报》等为自己的机关报。
虽然报纸自身的言论立场时有改变，各党派报纸政论之间颇有分歧，矛盾层出，甚至发展到武斗的境地，但从这混乱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在资产阶级新政治不成熟的民国初年，无论是作为报业的创办方，还是国家的执政方，都开始注重报纸这一媒介所发挥的舆论场的效用，这对后来的政治变革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实业、教育救国”“男女平权”等思想进入公众视野
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兴起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一批鼓吹发展实业的日报、月刊随之问世，如湖北工业总会的《工业世界》、武昌的《国民经济杂志》等。这些专门性报刊普遍认为“今日共和初成，兴办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策”[1]。孙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以后，聘请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对清末学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构建起现代学制体系[2]，使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宣扬教育救国理念，相继出版了一批教育报刊，教育学者们纷纷在教育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看法。比如作为教育文化救国论者的陆费逵，便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
民初元年，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妇女的政治热情和对新生活的期待都渴望得到满足，一些先进的女权分子便积极创办妇女报刊，大力提倡女学、女权，广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言论，要求妇女参政，在社会上造成了一股妇女解放的舆论风潮。
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之风和政府对报业的开放管理姿态使报业出现短暂的繁荣之貌，政党报刊的蜂起使当局政府将报纸这一媒介作为政论争斗的重要舆论场；经济报刊、教育期刊及女子期刊的纷纷出版，也使“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男女平权”等新思想和观念提上大众舆论的日程，报业的这些举措在短期看来可能并不能对社会起到太大改变，但从长远看来，这对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无疑是具有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