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造势：1903年上海苏报案中的媒体表现

　　【作者简介】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重庆　401120）。

　　【内容提要】1903年上海苏报案中，一大批中外媒体基于不同的立场深度介入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并根据自己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关注点及时配发新闻，对案件予以批判评析，最终加剧了案件的冲突，推波助澜了案情的发展，吸引了中外政府的广泛关注，也对苏报案的审判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苏报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

　　【关 键 词】苏报案；媒体表现；影响和造势；传媒与司法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903年上海苏报案，是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案件。苏报案从个体案件成为公共事件，再演变为著名事件，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媒体的广泛报道。一方面，苏报案中的诸多元素契合新闻价值的需求，使得苏报案成为当时媒体议程设置中的重要内容，进而生成为媒体、政治和大众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媒体报道的影响和造势，又夹杂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关注和评判因素，加剧了案件的冲突，推波助澜了苏报案的发展，使得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

　　或许是由于庭审新闻天然的冲突性和戏剧性，自中国现代报纸诞生之初，有关诉讼的庭审报道就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如1873年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吸引了《申报》前后长达四年的持续关注，由于《申报》发行量大，流传面广，其报道很快使原来仅限于浙江当地民众和部分官员知晓的案件公诸天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代诸多有关该案的研究，其素材也多来源于《申报》的报道。[1]该案之中，《申报》除了及时转载《京报》披露的上谕、奏折等公文外，前后还陆续发表了40余篇报道和评论。引人称道的是，除了对新闻事实的披露，《申报》的目光已超越一个单纯的案件，更有以此案为契机，推动中国司法变革的深意。比如，不少报道以西方国家的审案方式作对照，对中国官方习以为常的秘密审讯进行了批评，认为“审断民案，应许众民入堂听讯，众疑既可释，而问堂又有制于公论”，“吾因此案不禁有感于西法也。西国之讯案有陪审之多人，有代审之状师，有听审之报馆，有看审之万民。”[2]可以说，《申报》有意或无意中提及的公开审理、陪审团、律师、记者旁听、民众旁听等一系列现代法治概念，展现了当时法治思想的一种萌芽和冲突，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和发酵，无形中成为近代司法转型的催化剂。

　　一、聚焦苏报案的媒体

　　相比之下，苏报案发生的1903年，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已经得到迅猛发展，涌现出大批形形色色的报纸，国外媒体在华也多有通讯机构或派驻记者。正是他们的介入，使得苏报案能够超越一隅，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内容，成为讨论中国政治、文明，特别是中国司法的一次机遇。

　　经检索，目前初步发现参与报道苏报案的中外媒体有40多家。中文报纸有《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国民日日报》、《华字日报》、《新民丛报》等；外文报纸除上海本地的《字林西报》、《文汇西报》、《捷报》、《上海泰晤士报》、《益新西报》、《中法新汇报》之外，还有世界各地的外文报纸，如《泰晤士报》关于苏报案报道评论共37篇，《纽约时报》24篇，《洛杉矶时报》11篇，《华盛顿邮报》10篇。[3]甚至连很多中国新闻人不熟悉的《阿尔塔蒙特企业报》（Altamont Enterprise）（美国）、《俄勒冈州晨报》（Morning Oregonian）（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美国）、《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新加坡）、《新加坡自由新闻》（Singapore Free Press）（新加坡）、《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澳大利亚）对苏报案都有所报道。中文报纸除大量转引外文报纸的报道外，自己也采写配发了大量新闻，并由于诸多报纸的立场不同，对苏报案的解读和评析也有所不同，但一致的是它们都对苏报案的进程产生了影响。

　　苏报案的“案中案”——沈荩案，引发的舆论影响就是最典型的佐证。当时英国外交部正在就中国政府要求引渡苏报案被关押者一事征求国内皇家法院的意见，外交大臣蓝斯唐侯爵倾向于在不实施酷刑的条件下交出被关押者，但《泰晤士报》关于沈荩惨遭酷刑和沈荩案在中国引起的反应等报道引起了英国议员的注意。1903年8月4日和5日，分别有议员在下议院听证会上就苏报案被关押者的移交问题提出询问，这也直接促使英国内阁在8月5日宣布政府拒绝清政府的要求。也正是在报纸舆论一致指责中国政府的声浪中，法国、美国等也在英国表态之后陆续表示拒绝交出苏报案被关押者。

　　有关苏报案的报道中，及时是首要的特点。及时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重要原则。6月29日，也就是租界巡捕开始搜捕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当天，《申报》就发表了《饬查叛党》的新闻，赫然载明朝廷要在上海租界严密查拿爱国学社内“猖狂悖谬，形同叛逆”之“不逞之徒”的密电。苏报案发生的第3天，远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就发表了《政府与改革党》（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form party）的通讯员文章，主要论述中国保守势力镇压革命党，《苏报》主笔及职员被捕，第一次提及《苏报》。可见，中外报纸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关注了苏报案。

　　持续性跟踪报道也是苏报案相关报道的重要特点，这也是全面展现事件进展和动态的要求。对于苏报案的跟踪报道，诸多报纸可以用“不遗余力”来形容。如《中外日报》在1903年7、8、9三个月转引外文报纸关于苏报案的报道就有近40条。《国民日日报》在1903年8、9两个月期间转引外文报纸关于苏报案的报道就有近30条。《申报》前后共发表《饬查叛党》、《会党成擒》、《会党自首》……《四讯革命党案》、《党魁移禁》等10多篇报道，贯穿整个事件始终，甚至连章、邹二人患病、[4]何时重新开庭[5]等细微消息都给予了关注。《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有20多篇，前后长达数月。《泰晤士报》前后关于苏报案报道评论更是有37篇之多，自1903年5月苏报案尚未发生一直到1904年5月苏报案最终判决形成，时间跨度接近一年，可谓“有始有终”。

　　二、中文报纸的不同表现

　　苏报案的中文报道，最大的特点是众口交腾，这也从侧面展示了当时转型社会背景下各种思潮激荡交错的场景。

　　是时，上海的老牌《申报》完全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对章、邹等人表现出一种讨伐态度，抨击革命党，这在《申报》的诸多报道都有反映。这种表现与当时《申报》主笔黄协埙厌恶西学，思想守旧的立场有直接关系。戊戌政变后，黄协埙完全站在慈禧太后的一边，著文批判“康梁邪说”。等到1903年前后革命风潮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申报》更是大加鞭挞。6月22日刊发的《奴隶说》，指出爱国学社这样“险恶的用心”必然会落得与张献忠、李自成、唐才常等“匪患”一样的下场，“噫！献闯即甚猖狂，不久即膺天讨，唐邓阴谋甫露，已肆市曹，彼何人？斯特庸懦书呆耳，而乃诩诩然曰：驱胡族，灭清人以免二百数十年来为外人之奴隶，试问能乎？不能乎？有不陨首法场步武献闯唐邓诸巨憨者乎？”[6]同时批判留学生们忘恩负义，愧对朝廷的培育之恩，“所可恶者，既受主人豢养之恩，而日以谋叛其主人，图弑其主人为事，则真恶奴贱隶狗流不食其余者矣。”[7]

　　苏报案发后，除连续报道事件进程外，在清政府以苏报案被关押者是国事犯为由要求引渡时，《申报》也一知半解地认为章、邹等人“与国事犯有殊”，实质上是“忤逆不孝子”。完全从封建纲常的角度来看待案件，自以为是地认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定会明辨是非，不会庇护案犯。[8]月初，还特刊发《爱国忠君说》，“今天下有创为爱国社者矣，有结为爱国党者矣，有著为爱国篇爱国论者矣，议论激昂，乍聆听之，一若真赤心为国也者，及徐而考其宗旨，则嚣嚣然，扰扰然，曰我将藉以行革命之事也，我将因上遂易代之谋也，我欲保国土之不凌夷，不得不急图灭清排满也。”[9]指出与章炳麟等人关系密切的爱国学社名为爱国，实为犯上作乱，意图不轨。而对之前引起舆论峰起的沈荩案，《申报》既不报道，亦不评论，更不转载其它报纸的相关内容。从整个时局来看，《申报》倡导的忠君、卫君、爱国论调，与当时日益开化的风气不相符合，黄协埙的一味守旧更是让《申报》声誉倍跌。即便《申报》长篇大论地为政府说话，但旧传统的忠实卫道士最终并没有得到认可，参与案件的武昌试用知府金鼎在向梁鼎芬汇报时，就提到《申报》“素以守旧，为人所恶，故其言亦不足重”。[10]可以想象，《申报》对苏报案最终判决的影响并不大。

　　另一份中文大报《新闻报》对苏报案的报道可以用戏剧性来形容。苏报案案发前，《新闻报》曾多次发表论说，批判政府，痛陈时局，指出导致革命党人和革命思想趁机而起的原因正是政府的无能与黑暗。苏报案发之时，却又发表《论革命党》，笔锋突转，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章邹等人，大加嘲笑。沈荩案发后，《新闻报》又回归原先立场，认为政府处置不当，“夫政府之拿获章邹谓之除逆党，政府之拿获沈克减，咸谓之翻旧案，非不可翻，特宽政之上谕煌煌在人耳目，故无论旧案，已许人自新，即未尝许人自新，但使其人实已大改从前之所为，则亦既往不咎，故即康梁回国，亦可不加之罪，而况沈克缄之案乎？”[11]同时对沈荩、章炳麟、邹容表示同情，“乃上海方在办交犯之案，而北京忽插入沈克诚一案，同时并举，于是天下以冤沈者转而冤章邹二人。”[12]但尽管如此，《新闻报》的立场仅限于批判政府，绝不颂扬革命党，分寸把握得当。

　　《新闻报》言论突然变化，直接原因是一度被官方操纵。苏报案发生后，为争取在舆论上主动，推动案犯的引渡，负责该案的湖广总督端方指示，“《申报》及《中外日报》，能为运动，使之助力尤好。”[13]但最终选择《新闻报》，直接原因是《新闻报》的老板幕后福开森一直被端方所倚重，同时福开森也是上海道台袁树勋与各国驻沪领事和租界工部局之间就苏报案交涉的重要斡旋者。《新闻报》主笔金煦生是端方亲信金鼎的弟弟，又是福开森的学生。于是，《新闻报》遂有《论革命党》一文发表。更值得注意的是，《论革命党》不是一般的报纸论说，而是清政府策划的一个圈套，目的是搜集更多章炳麟、邹容和《苏报》的反清革命言论作为庭审指控的证据。因为当时章炳麟的《馗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中直接明确的“排满”革命言论并不多。《论革命党》在这种背景下发表，完全以挑衅口吻，点名攻击章、邹等。狱中的章炳麟果然被激怒，一鼓作气写出《狱中答新闻报》发表在7月6日的《苏报》上，文中遍布“仇满”、“排满”字样，果然中了政府的阴谋。不过，作为一份商业性质的报纸，《新闻报》最终回归到原先的立场，推测起来，这很大程度上与该报经理汪汉溪奉行的“经济独立，不接受津贴”原则有关。

　　中文报纸中，对苏报案比较关注的还有《中外日报》、《国民日日报》、《华字日报》等，三者的表现和态度也与前两者不尽相同。

　　《中外日报》此前与《苏报》就有矛盾，这与它坚持维新的立场有关，而《苏报》则推崇革命。不过，苏报案发之后，《中外日报》并未落井下石，而是持一种局外中立的姿态，既批评政府不应该采取镇压政策，“即如《苏报》与《革命军》，向不见重于社会，不知其名者颇多，即知之者亦无暇一览，西人更未齿及。自此案出，乃人人欲索而观之，日来外埠之来申觅此者甚众，而西人亦争译以去，是不啻国家为之登求售之告白也。”[14]又批评革命党人有诸多缺点，如有宗旨而无方法，有议论而无心志，只会空言革命，流无益之血等，认为革命党没有前途。[15]《国民日日报》在苏报案上持有鲜明的立场，即颂扬革命，塑造章、邹等人的反清英雄形象，同时讽刺清朝政府，指责政府腐败无能。《国民日日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转译外文报纸的内容，前后共有30多篇，大部分都是支持革命党或者有利于革命党的内容，指出苏报案的被关押者是中国推翻野蛮政府的有志之士。“中国有志之士观政府之日非，不利己也，亦摧陷之而靡己，而令野蛮政府仍立于天地间，且推翻政府之热度，日加而愈高，而政府恶其两者相持不下，使吾文明各国不能助志士之力，是吾人之所耻也。”[16]《中外日报》与《国民日日报》表现的差异与报纸主持者的身份差异密切相关。《中外日报》的主持人汪康年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而《国民日日报》名义上是一份外商报纸，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党在上海办的报纸，被称为“《苏报》第二”，背后有章士钊、张继、苏曼殊、柳亚子等人参与运作协调。相比上海本地中文报纸都有代表性的态度或观点外，身处香港的《华字日报》则类似于一个公共论坛，守旧保皇、赞扬革命等各种言论都能觅得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