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英文标题】Ingmar Bergman: An Image Poet Nurtured by the Hellenic and Hebraic Traditions

　　【作者简介】潘汝(1972-　)，女，浙江省乐清市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讲师（浙江　杭州　310018）。

　　【内容提要】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Inspired by the western cultural ideal of a perfect balance of the Hellenic and Hebraic traditions, Ingmar Bergman has explored a series of intensely religious and metaphysical themes in his films and developed a set of incomparably rich interpretations with his remarkable use of the language of images.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is works, it's necessary to adopt a broader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be aware of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Hellenism and Hebraism that have both influenced Ingmar Bergman. As an artist who enjoyed a happy childhood and famously “based all creations on childhood impressions”, Ingmar Bergman has been receptive to variou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is highly eclectic in his art. Moving beyond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sin and punishment”, he strives to integrate “consciousness” with “conscience”, and “knowing” with “doing” with a view to unifying life and art and combing reason and faith for a common go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soul, Bergman embraces the existentialist stance and advocates a proper fusion of the Hellenic and the Hebraic in a person. His films, stylistically described as “excitement in serenity”, bring together the aesthetic and the religious, the artistic and the sacred in a state of harmonious interaction.

　　【关 键 词】欧洲电影 英格玛·伯格曼 “两希”文明 基督教 存在主义 Ingmar Bergman/the Hellenic and the Hebraic/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3)04-0047-011

　　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渊源。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一对异质文明交替循环，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无论是希腊精神还是希伯来精神，都从来没有鼎盛到足以取消对方的地步”，而这推动人类发展的“可堪颉颃的力量”[1]也从未达到琴瑟相和的完美状态。“两希”文明的均衡状态始终是西方文明不懈追寻的梦想。

　　作为曾在西方构筑“伯格曼现象”的重要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始终用他那精彩的、梦幻般的镜像语言，对“上帝的沉默”、“人类的堕落”、“欲爱人性”等一系列主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引发了研究者的兴趣。其中，对伯格曼的“宗教天问”，学者们更是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究，争论从未停止过。

　　如果我们把伯格曼关于“上帝之沉默”的种种追问，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上，放在西方知识分子致力于“两希”文明均衡和谐的追梦洪流中加以探究，那么关于他“是否相信上帝”的争论就会自然消解，我们就有可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去解释伯格曼，这个牧师的儿子，对上帝爱恨交加、犹疑不定的情感，去理解他时时刻刻被撕扯的痛苦。

　　一、童年经验：构建对世界的认识模式与反应系统的基础

　　伯格曼曾说：“我的全部创作实际上完全是以童年的印象为基础的。我可以随时回到当时的情境中。整个说来，我所做的有一定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追溯到童年。”[2]熟悉伯格曼的友人说，伯格曼影片中的儿童就是他自己。几乎可以说，伯格曼终身沉浸于童年之中，须臾不曾离开。

　　显然，童年之于伯格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很多研究者往往将伯格曼的童年描写得肃杀一片。几乎所有介绍伯格曼身世的文章都会有类似于此的描述：“父亲是严肃刻板的路德教牧师，母亲是上层社会出身的小姐，任性而又孤僻。父母对他的管教严厉到残忍的地步。”小伯格曼几乎要在严酷冰冷的环境中丧命。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透过《魔灯：伯格曼自传》，我们看到了冷静叙述背后的温情脉脉，在静穆之中激荡着的曾经华美的情感诗篇。

　　尽管初生的伯格曼历经磨难，却在外婆温暖的怀抱和群山环绕、树木葱茏的夏日别墅“瓦洛姆斯”，获得了生命的力量和精神的滋养。静谧而亲切的自然“掺杂着蚂蚁窝和烘烤干的牛肉味道”，[3]39悄悄地渗进了伯格曼童稚的心灵，并弥漫为一种没有边际的梦幻背景。一个没有能力解读自然之神妙的人，是无法仰望苍穹，向上帝向生命发问的。生命最初的爱的馈赠，使得伯格曼获得了与茫茫宇宙交流的潜能。那里，被伯格曼称为“我童年的故乡”。即使是在伯格曼成名后，遭受“逃税风波”的困扰之时，在自我流放之前，他回到外婆的别墅，感慨重重，依依不舍：“我一直留驻在童年；在逐渐暗淡的房子内流连……事实上我一直住在梦里，偶尔探访现实世界。”[4]外婆的“瓦洛姆斯”是温情童年的象征，是伯格曼梦幻与艺术开始的地方。

　　外婆就像《芬妮与亚历山大》中那个美丽、慈祥、聪慧的祖母，是伯格曼梦境的积极建设者。外婆很喜欢带小伯格曼去看电影，与他一起以杜撰故事(特别是鬼故事或恐怖故事)为乐，还共同编写图画书。外婆引发了伯格曼对电影艺术的最初兴趣，播下了那颗小小的却生机勃勃的种子。

　　伯格曼的母亲并不是上流社会的小姐，而是一个铁路工程师的女儿，曾做过护士。她浪漫、热情而又自制。母爱激起了伯格曼最初的温柔而美好的感情，“我4岁的时候，心中对她充满了无限的挚爱之情”。[3]3

　　伯格曼的牧师父亲，常常神情严肃，有点神经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父亲，心里也装着对伯格曼的爱，只是这爱因过于沉重而有些面目怪异罢了。

　　多年以后，当叛逆的青年才俊步入老年时，伯格曼才懂得父亲的爱。他说：“我曾在怨恨他的情感中度过了大部分生命，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成了真正的好朋友，我被他的诚挚深深地打动了。他是突然间向我敞开心扉的。他摘去了面具，与我促膝谈论人生，我很激动。”[5]在父亲临死前，伯格曼到索菲亚医院看他，即将离开时，父亲抓住伯格曼的手，读着福音书，挣扎着祈求上帝赐福给他的儿子。

　　伯格曼说，父母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尽管，对亲子之爱的体验随着岁月与日俱增，最终才达到和解。但，不可否认，那爱一直都在那儿，从生命孕育之初起，时时刻刻伴其左右。

　　心地善良的年轻乳母以甘甜的乳汁哺育他；妹妹玛格丽达(Margareta)是他童年的好伙伴；安静和善的女仆林妮亚带他游泳之后，用大浴巾把两人紧紧裹在一起；心智不全却有着非凡天赋的可爱的卡尔舅舅为他的电影放映机设计了许多花样，让他的画面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童贞的恋人玛尔达倾听着他梦幻般的呓语，与他“爆发了爱的火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隔多年，伯格曼写道：“我知道我的童年世界充满了爱，可是我实在已经忘了那是什么滋味。”[3]89尽管，童年已经远去，但爱毕竟曾张开华美的羽翼在童年的天空飞过。在《魔灯》中，伯格曼借著名钢琴家安德里亚之口留下了这么一句话：“爱是人生中最好的部分，爱是生命中最具深层意义的东西。”

　　对于身处肃杀和压抑的社会环境中的小伯格曼来说，温情的童年经历更是意义非凡。20世纪初期的瑞典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宗教沾染着强权的气息。伯格曼的父亲作为一个御用牧师，也不得不强调神的戒律而忽略神之爱，让包括小伯格曼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背负着沉重的罪与罚。如果没有这来自凡俗人间的一抹生命亮色，伯格曼那酒神般张狂的生命力就会在对“罪”的恐惧中委顿，沦为一个机械的有神或无神论者。正是这浓烈的、属人的温情以不可思议的力量穿透了戒律的铜墙铁壁，萦绕在伯格曼的心头，形成一道拒绝割裂和死寂的屏障。

　　另外，戒律意味着惩罚，而任何惩罚都不可避免地引起负罪感和拒斥情绪。在拒斥中，不停增长的是仇恨的力量，是对生活中万事万物的敌对态度，是强大的分离之力，不仅将自身与世界分离，还在无休止的自责中让自我分崩离析。正如尼采所认为的那样，由于负罪感的折磨，欧洲成了一个巨大的疯人院。神学家蒂里希也曾这样谈及在负罪的深渊里患病的德国：“这种负罪感……隐藏在敌意和谦卑、自怜和自怨的混合中。就外在方面而言，这个民族被东西两大阵营所分裂(这两大阵营乃是对整个人类从政治到精神的分裂)，就内在方面而言，它也是分裂的。夙怨在郁积，新仇在增长，因而没有和平。一个生病的国家。”[6]729而属人的爱与温情，在世俗层面上意味着宽容，宗教层面上，则意味着赦免，那丰盈的情感是促进人和世界，人和人弥合的力量。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人们在童年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模式与反应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伯格曼童年经验的研究，是正确认识伯格曼艺术创作源泉及特质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抹杀伯格曼童年经验中温暖和谐的底色。“爱能战胜分离并创造参与，在这种参与中有着比参与的个人所能带来的更多的东西。爱是赋予有限者的无限。”[6]829在肃杀的寒冬中，温暖的童年经验战胜分离，超越个人的限制，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让艺术之树的根系延伸到大地深处，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获得了兼容并蓄、弥合异质文化之分歧的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