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片集评”：香港电影批评的本土化先行者
发布时间：2020-10-10 15:50:12 点击次数：183
“粤片集评”是在中国意识前提下的香港本土电影批评探索的先驱，在香港“光复”时期响应“粤片清洁运动”而展开“清除毒素影片”集体批评，运用“步骤式”批评模式棒喝“毒片”，清理进步倾向影片的“毒素”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在场感和意识形态责任感，颇具批评穿透力。而“逢片必批”的总体思路，亦导致“粤片集评”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束缚。
关键词：“粤片集评”;香港电影;批评;本土化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On Review of Hong Kong Film
【作者简介】吴迎君，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粤片集评”是在中国意识前提下的香港本土电影批评探索的先驱，在香港“光复”时期响应“粤片清洁运动”而展开“清除毒素影片”集体批评，运用“步骤式”批评模式棒喝“毒片”，清理进步倾向影片的“毒素”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在场感和意识形态责任感，颇具批评穿透力。而“逢片必批”的总体思路，亦导致“粤片集评”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束缚。
【关 键 词】“粤片集评” 香港电影 批评 本土化
香港电影批评的书写历史中，“国族意识”与“在地意识”二者之间既颉颃对峙，亦交织复叠，而“粤片集评”即是基于“国族意识”的“在地意识”建构的重要先行者，“在香港电影评论中是开风气之先的” ①（林年同语）。“粤片集评”始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光复”时期，亦是国共内战时期，诸多南来影人在香港开辟左派电影批评道路，并倡导和践行“地方性（本土性）”方向，“粤片集评”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努力。
然而，“粤片集评”研究在国内学界至今付之阙如，偶有提及，亦见粗疏。如《中国电影发展史》称“粤片集评”是由“由陈残云、麦大非、谷柳、卢钰、黄宁婴、李门等在《华商报》合作”②，即有明显错漏。“粤片集评”的批评阵地不仅有《华商报》，而且有《文汇报》、《大公报》、《华商报》；批评干将不仅有上述六位，而且有洪遒、韩北屏、区永祥、吴其敏、马孟平（孟平）、秦淮碧、陈卓猷、阳太旸、吕志澄、黄若海、司马文森、卢敦、高朗、巴丁、黄采、芦荻、蔡达、楼栖（娄木）、文统、紫风、汪明、羊璧等，陈残云等六位批评者只是前期主将，后期却无甚贡献。正基于此，本文尝试对“粤片集评”进行学术勘察。
一 、“清除毒片”的批评指向
“粤片集评”活跃于1949年-1952 年间，当时在香港“国语片未能适时融入本地文化、深入民间，因而难以与……粤语片竞争，使国语片的发展受到阻碍。当时的粤语片大受欢迎……但大多数作品无论在技术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比较平庸”③，左派电影批评者着眼于本土现实境况，推动吴楚帆、秦剑、白燕等等追求进步的粤语电影工作者展开新的“粤语片清洁运动”，而“粤片集评”正可视作呼应“清洁运动”的批评实践。如黄宁婴、麦大非、李门、吴德辉、陈残云、吴其敏、卢珏、谷柳合作的、刊发于1949 年5 月21 日《文汇报》“彩色版”的“粤片集评”《“清洁运动”的先声——评〈满江红〉》，即明确将秦剑导演的《满江红》和“清洁运动”挂钩，称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戏，它够得上是‘清洁运动’的先锋，它将改变一些人对粤语片的摇头三叹！”④粤语电影的“清洁运动”，亦即“清毒运动”——“清除毒素影片”，承继此前香港“清洁运动”的观念；而对于“毒素影片（毒片）”的指称，正是承继三十年代左翼电影批评者“思想内容上有毒素的影片”⑤的观念。“粤片集评”前期主将陈残云总结，当时粤语电影“共通的落后的思想意识，从各个不同的现象表现出来，其中最主要的封建思想和正统观念……其次是洋奴思想”⑥。香港电影研究者罗卡则持不同意见，提醒“在进步文化人眼中，这些电影当然是俗不可耐而至于有‘毒素’了。然而他们往往是囿于一己的意识形态，没能看到这正是非官方的、反正统的民间活力的涌现。”⑦不过，当时香港粤语电影生产中广泛存在的“七日鲜”和“云吞导演”（开机后出去吃碗云吞面再回来的导演）现象却是事实⑧；粤语电影远较国语电影制作粗糙简陋敷衍，“当时一部90 分钟的粤语片一般只用300 个镜头，”⑨亦属实情。面对如此境况，“粤片集评”自然展开对“毒素影片”的广泛批判，并且根据不同具体情况调整表述，由此形成一个宽泛的“毒片”范畴。
针对“毒片”泛滥的现实，“粤片集评”确立“思想性第一、技巧性第二”的“进步标准”，按照开宗明义、层层推进的分条析理批评模式，重点“关注影片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具体内容”⑩。其成文方式，与同时期的“七人影评”相近，“每部被评粤语影片都经过集体讨论，然后一人执笔成文，署上所有讨论者的真实姓名，以示负责”(11)；其批评理据性，既来自于集体批评者的意识形态逻辑，也来自于作品故事人物的“阶级定性”及“思想定性”。
“粤片集评”鞭挞各种毒素问题，口诛笔伐《肉阵葬龙沮》是“色情肉诱的片子” (12)，《相逢未晚》是“落后的封建意识的作怪”(13)，《司马夫大破蜜糖党》有“不分是非黑白的‘和平’观念”(14)，《小青吊影》“播散封建主义和对外敌的投降思想的毒素”(15)，《虎穴双珠》“贯串着不健全的意识”(16)，《原来我负卿》“只是男女间无意识，无理解的胡混，”(17)《辣手碎情花》“违反人情，违反人性，违反人权，”(18)乃至“所看到的粤语片中最反动的、歪曲现实的、毒素影片”(19)《生死同心》的“站在反动派立场，恶毒的宣传剥削压迫的政治，特务政治，歪曲事实真相”(20)。进一步发掘，可知 “粤片集评”所声讨者，既有整体上全片属于“毒片”的“毒素”，也有影片中一部分带有的“毒素”，因而“清毒”的广度和力度也有所分别。对于典型的“卑下流，诲淫诲盗武侠神怪”(21)电影，“粤片集评”自是辞严义正地进行讨伐。如对毕虎导演、尹海清编剧的《肉阵葬龙沮》，严词厉色“正告贩‘毒’者”：“要知道，时代要变了，观众也不是长久可欺的，你们的‘工作’记录着你们的罪状。”(22)唾斥影片“诲淫”本质——“并不夸张的说：《肉阵葬龙沮》的总目的，是在于通过色情来赚钱。它的故事，镜头，完全朝向一个总的目标: 色情与肉诱……一切技术，表演全在于暴露肉体和贩卖色情。”(23)针对影片凸显出的“编导者的‘捞世界’思想”，“粤片集评”做出郑重声明，“当有些人觉得有利可图，一部跟着一部的赶工制作色情肉诱的片子，向市民观众大卖其毒素的时候，我们声明：我们保卫观众的健康，我们的口诛笔伐以后决不会停止！”(24)整篇评论体现出一种战斗檄文的斗争意识和声讨话语，警告影片编导者“不要忘记，作品是有一定倾向的，它代表着编导人的思想意识：藉着剧中人的口，常常流露出编导人自己的思想意识”，谴责影片“流露出一股臭不可闻的完全为了个人恩怨个人利益而东参西拜的‘捞世界’气息”(25)。
“粤片集评”这种斗争意识的强烈批判，更注重对准存在色情元素的“毒素影片”拔刀相向，清理其“色情与肉诱”以外更须警惕和斥责的腐朽、落后、反动、黑暗，警示后者“其毒害观众的程度远超过神怪色情之上的”(26)。
如对于珠玑导演、余寄萍编剧的《相逢未晚》，“粤片集评”落笔即直指其“黄色问题”，“《相逢未晚》是成报发表的一个黄色小说改编的，作者怡红生即编剧者余寄萍，”随即便不再纠缠于“黄色问题”，而专意戳穿影片“呼吁取消妾侍制度，抨击封建遗毒，提高妇女地位”的谎言，抽丝剥茧，“从各个角度认真深入”逐步阐明影片“浓厚的封建意识的毒素”。(27)
值得强调的是，“粤片集评”对于影片问题逐条列举、层层推进的批评逻辑，在同时期香港电影批评中独树一帜。逐条批驳的“步骤式”批评形式，在“粤片集评”中运用得驾轻就熟，不但能集中火力瞄准一部影片的一主要“毒素”，而且能同时批判一部影片的多个“毒素”。如对于珠玑导演、尹海清编剧的《小青吊影》，“粤片集评”分别痛责其“封建主义和对外敌的投降思想的毒素”，对这两种“毒素”同加驳斥。对于“用鸳鸯蝴蝶派的脂粉来化装封建社会的罪恶”的“企图”，一一指出：“第一他们强调妇女的片面贞操”；其次“对于旧社会里真正而自动地为爱而守节的女性又是多么大的一个侮辱”；“此外编导人对私生子所取的轻薄态度，在小青口内所表现的宿命论，在冯氏妇女身上所倡导的苟安，避世，逆来顺受等思想，无一不是封建奴隶们所说的教。”(28)对于“通过整个戏，他们播散投降的思想”，也一一指出。整篇《评〈小青吊影〉》堪称步步为营，首先进行作品思想定性，指认“毒素思想”；其次根据现实主义文艺标准，以史实为准绳评判人物剧情（称“冯小青据史实是明末某士人的妾侍”，而影片“歪曲事实”。），“把事实列举出来”；而后逐一落实作品人物代表何种阶级，其言行举止体现何等思想的分析思路；最后批斥技术技巧方面（“明末才女的指甲是涂上蔻丹的；声音与口的动作迟快有时相差半分钟；明清服装不分；将几个粤剧的零碎的场面散漫地搬上银幕……等等。”）。(29)无疑，这种抽丝剥茧的影评形式，其理据性极强，而通过这一形式所张扬的“粤片集评”批评者的意识形态，也在有意无意间得以推广传播。
有必要提醒的是，《评〈小青吊影〉》明确体现出“粤片集评”对待不同敌对思想的批判态度：反封建主义，更反投降主义；声称“对外敌的投降思想”，其“毒恶行径”远胜于“替封建社会传播封建道德观念”。(30)稍加辨析即知，当时正处国共内战后期国共和平谈判破裂而解放军节节胜利之际，(31)这一斗争形势的变化决定了“粤片集评”政治态度的转向。此时左派人士的“现实需要”已不仅仅是“七人影评”批评《国魂》时的“对外战争已经结束，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反独裁争民主”(32)，而是更加直接明了地反对和谴责国民党统治，宣判其穷途末路，歌颂反抗者的艰苦卓绝及其斗争战绩。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立场，“粤片集评”揪将出一个“极端恶毒”的标靶——蒋伟光编导的《生死同心》，集十五人之力，痛加批判。他们作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斥毒片〈生死同心〉》，自我修辞为“人民”的代言者，将鲜明的政治批判和时政教育的意旨，落实在批评文字中。这样一种紧密跟进政治时局，而同时结合电影剧情人物的总体倾向和细节处理的电影批评，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在场感和意识形态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