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年中华民国新闻传播制度研究
发布时间：2020-08-11 16:27:10 点击次数：344
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传播制度分为两个阶段，在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的这一阶段中，其有着优秀的历史贡献，在推翻盘踞千年的封建主义以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传播作用。而在1945～1949年，却由于错误的领者逐渐的走向了消亡。本文主要研究了其最后的几年间的政策以及行动，并分析了其最终失败的必然原因。
关键词：中华民国;传播制度;失败原因
摘 要：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传播制度分为两个阶段，在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的这一阶段中，其有着优秀的历史贡献，在推翻盘踞千年的封建主义以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传播作用。而在1945～1949年，却由于错误的领者逐渐的走向了消亡。本文主要研究了其最后的几年间的政策以及行动，并分析了其最终失败的必然原因。
关键词：中华民国；传播制度；失败原因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推翻了长达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将中国的历史带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重要的过渡时期。而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也体现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历程。抗战胜利以前，其新闻传播与宣传为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在随后的内战时期，其传播制度却扮演了不那么光彩的角色。反思1945～1949年这几年间中华民国的新闻传播制度，理应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做之事。
一、全国新闻事业的迁移和扩张改革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国有足够的喘息时机，大片的沦陷区等待着中国政权的重新接管。彼时中华民国数十年的经营，留下了丰厚的军事和政治基础。进入抗战中后期民国政府的任务重心已悄然地转移到了内战准备上。而这个任务，就是由中华民国的中央和各级宣传部门来完成的。进行其政治宣传的前提，则是对原来日伪侵占下的沦陷区的新闻事业进行接收和重新改造，并入到原来大后方时期中华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新闻宣传网络，建立起一个覆盖更大面积的新闻事业网群。
（一）对旧有新闻宣传系统的接收和重新改革
对于各地原来旧有的新闻宣传系统，尤其是日伪政权所创办的报纸，民国政府采取的是直接全盘接收的政策。他们利用日伪新闻系统留下的资财，对该报进行名称和刊号的更换，然后重新出版，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一份党报。旧有的新闻宣传系统主要包括报纸和电台两个板块。报纸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北平和上海，恰好这些大城市又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舆论中心，中华民国对此是更为重视。例如在上海，民国政府上海市党部主任和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运用其在上海的权势，很快接收了原来的汉奸报纸《平报》，利用该报的资财设备，复刊了《正言报》，成为中华民国上海市党部机关报，成为中华民国系统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出版的第一家报纸。
中华民国对日伪新闻宣传系统的接收，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实力，抗衡大势所趋的延安政权。通过对新闻传播资源的抢占，从而达到抢占战后中国政治话语权的目的。而最终的目的，则是为了通过新闻宣传系统的掌握，制造舆论，为战后对延安方面发起进攻做好思想上和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
（二）对民营报刊的接收和改造
抗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急不可耐地先是以附逆的罪名进行了没收，然后对这些报纸进行了全面改版。但是因为例如《申报》这样的报纸在中国报界所拥有的特殊的地位，又是民营报纸，因此对这些报纸的处理和日伪所创办的报纸还是有所区别。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华民国对两份商业大型报纸《申报》和《新闻报》的改造。
中华民国先公布了《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和《中华民国改组申报新闻报办法》，先后就上述两份报纸的处理和改造制定了详细的方针和政策。通过改造，两报的报名得以保全，但纳入中华民国宣传部管辖之下，人事任免和改组事宜均由宣传部负责，虽然在编辑方针、报社的经营上都还是保留了商业化的性质，但在管理上使这两份报纸成了中华民国实际控制的报纸。
（三）对新闻宣传部门的企业化经营管理改革
在完成了对旧有新闻宣传系统和民营新闻组织的接收和改造之后，中华民国就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党营媒体和亲中华民国媒体共同编织起来的庞大的新闻宣传网络。但维持这一庞大的新闻网络单单依靠中华民国中央的财政补贴是远远不够的，加之通货膨胀所伴随的物价上涨已让中华民国的中央财政发生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1945年6月，中华民国中央宣传部门开始对新闻宣传系统的经营和运作进行企业化的改革。
通过改革，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建立起一个新形式的新闻系统：以企业化经营管理方式运作的党报网络，和以依靠政府津贴来保持运营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三者共同构建起来的一个半官方半商业化的新闻宣传网络。改革首先是从党营的报业开始的。作为主要核心党报的《中央日报》率先成立了董监事会，其他的党报也开始进行类似的改革，但由于改革的成本过高，无法通过政府津贴以外的其他经济来源维持日常的运作和财务支出，最终对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企业化改革很快以失败而告终。
二、1945～1949年中华民国政权的错误政策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摧残
（一）1945年的“拒检运动”
1945年，民主派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写作了《延安归来》一书，详细介绍了他本人到延安访问的所见所闻。明知道该书会被中华民国书籍检查官删改，为了保持作者的自由表述，决定不送中华民国检查。紧接着重庆的各大杂志报刊和书店都发表声明，从此不再将印刷品送交中华民国检查。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新闻界“拒检运动”。
事实上，书报检查是中华民国管理和控制新闻宣传事业的重要手段，在全国长期实行。而拒检运动实际上所针对的就是中华民国的这项制度，民众的支持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人们对新闻宣传事业检查的不满。这次运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宣传出版人主动发起的，彻底将中华民国意图利用媒体和管制媒体取得和谈主动地位的意图打碎，反而成为了中华民国饱受攻击的一个伤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从新闻史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比。重压之下，中华民国不得不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这对于中华民国对新闻宣传控制造成了巨大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