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周刊不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
发布时间：2020-08-11 16:27:09 点击次数：758
《劳动者》周刊是梁冰弦、刘石心、傅无闷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发行时间早于陈独秀领导成立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刘石心等几位当事人均否认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因此本文认同一些历史学家的分析和判断，即该刊并非一般新闻史学家所称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关键词：《劳动者》；无政府主义；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作者简介】艾红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段然，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24）。
【内容提要】《劳动者》周刊是梁冰弦、刘石心、傅无闷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发行时间早于陈独秀领导成立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刘石心等几位当事人均否认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因此本文认同一些历史学家的分析和判断，即该刊并非一般新闻史学家所称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关 键 词】《劳动者》；无政府主义；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新闻史学界普遍认为，创刊于1920年10月3日的广州《劳动者》周刊[1]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2]。但从该刊编辑和撰稿人的回忆、刊物内容以及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不难发现，该刊实为当时在广州的几位无政府主义者所有，与陈独秀领导成立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并无关联。
一
《劳动者》周刊的总编辑梁冰弦曾参加“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范本式人物”[3]刘师复创办的国内首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社”，并继承刘师复衣钵，公开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劳动者》上，他以“冰”、“劳人”为名，发表了《只要你自己想想》、《广东现在所有的工人团体》、《原来只是这么一回事》、《又是一把辛酸泪》等文章，主张老百姓、军队、工人、农民共同“起来奋斗”，推翻旧制度，实行自治，建立不再有剥削和压迫、全体人平等劳动的社会，反映出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理念。编辑刘石心是刘师复胞弟，曾任《苏门答腊报》编辑和《闽星报》、《闽星》半周刊编撰，还担任过陈炯明在闽南设立的教育局局长秘书一职。改革开放后，他多次接受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沙东迅先生的采访，谈到自己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过程：“我入军队后，觉得军校有规定绝对服从的原则，上下级之间无自由，我觉得这与革命思想刚刚相反，又受到师复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帮他做传播工作。”[4]他同时表示：“《劳动者》周刊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办的，不是共产党的机关刊物”[5]，“据我所知，没有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这个刊物的工作，此时广东还没有组织共产党，《劳动者》周刊并不是广东共产党的刊物。”[6]
该刊的主要撰稿人黄凌霜于“五四”时期就成为刘师复无政府主义的继承者，创办了无政府主义社团“实社”和“进化社”，编辑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实社自由录》、《进化》、《民风》、《北京大学生周刊》等，并以《进化》为舆论阵地，与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辩论，认为社会只有进化为无政府、无私产才算是“公理”。在《劳动者》上，黄凌霜以笔名“兼生”发表《实际的劳动运动》一文，倡导以“劳动运动”来改造社会。另一撰稿人区声白与黄凌霜一样，也是继刘师复后影响较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既反对强权和国家，尤其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又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主张建立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并曾与陈独秀在《新青年》展开论战。由上述几位作者勉力支撑的《劳动者》周刊，其思想倾向和基本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几位无政府主义者是否曾参与或组织过共产主义小组呢？有文献记载，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时间是1920年9月份或秋季，也就是陈独秀到达广州之前，是在两名俄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成立的，由刘石心、谭祖荫、黄凌霜等七人组成。然而这一说法却不被几位当事人认可。据谭祖荫回忆，“当时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两个俄国人在广州只是研究向工人宣传，搞工人运动的事，没有讲到组织广州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同盟的事。也没有别的七个无政府主义者与两个俄国人接触。”[7]“这七个人没有什么组织，没有头头，谁要做头头就会被别人反对。”[8]刘石心也一再澄清说：“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与我们讲共产党的问题”[9]。他指出，《劳动者》与当时的共产党刊物《劳动音》、《劳动界》“无渊源，无联系”[10]，其来源是上海的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劳动》月刊。
据刘石心、张国焘回忆，广州共产党是陈独秀到达广州后才开始着手组建的，时间在1920年12月底。“广东共产党组织，最早是陈独秀来广州后，开始……建立广东共产党组织。最早参加党组织的成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这点是完全清楚的。”[11]问题是，陈公博还曾谈到，“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12]言下之意，似乎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过共产党。对此，几位无政府主义者指出，由于陈独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因此，我们没有加入共产党，各走各的路”[13]。刘石心还一再强调，“陈独秀来后说……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我们不同意，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如果你现在说我是参加共产党，是光荣的，现在我在北京，这是光荣的，但我的确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我不想沾这个光荣，应该按历史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讲这件事。”[14]“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我都认识，但他们没有写稿给我们，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见面都很少。……《劳动者》文章的作者基本上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的同志。[15]
事实上，直至中共“一大”召开前，“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称谓都没有出现。各地成立的小组或称“共产党”、“共产党小组”，或称“共产党支部”。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最早提出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一概念。1926年，苏联的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1936年，陈潭秋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中沿用了这一称呼[16]。此后，国内外有关论著中都沿用这个统称。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准确成立时间是1921年春天。此时，《劳动者》早已停刊，在时间上与这一组织并无交集。
二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吸收了克鲁泡特金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思想，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刘师复为代表的“师复主义”思想，核心是主张绝对自由。在革命手段上，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依靠工会社团的罢工进行“社会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建立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它为当时寻求救国道路的青年人描绘了一副乌托邦式的美好社会蓝图，包括毛泽东等大批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深受其影响。但这类主张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显然又有诸多悖逆之处。
从现存的八期（号）内容看，包括重复刊载的“《劳动者》要告”在内，该刊统共发表文章73篇；其中，仅含“劳动”、“劳工”、“工人”字样的题目就达38篇，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见下表）。另外，“工会”、“罢工”、“工社”、“运动”、“共产主义”也是该刊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可见，这是一个以工人为宣传对象、以启发劳动阶层社会觉醒和社会运动为主旨的理论刊物。
该刊发刊词《劳动者呵！》首先点明了一种现象，即劳动者是提供人们衣食住行的“至有用的人”，是应该“享有幸乐”的“至高贵的人”。但在“现世的制度里”，做工的人却“生活最捱苦、最难堪、地位都是最卑贱”。作者认为，“现在的社会制度，所以不良的原因，就在分配不得平均”，劳动产品“不能听凭工人自由分配”，所以要进行“自己起来掌管生产和分配的运动”。鉴于中国的劳工阶级还没有组织团结，还没有言论机关，“大凡工人所应该晓得的道理，大家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们一点还没晓得”。为了改进工人的生活境况，就需发动他们起来自救，组织“劳动运动”；而“印书出报，也许是许多办法当中的一件办法。”这不仅反映出该刊的思想倾向，也指明了发行刊物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