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当代化路径刍议：试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研究范式发展途径

　　【作者简介】刘宏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

　　【内容提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通过理论工具的当代化和本土化来发展更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研究范式，其可行路径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核心维度的前提下，一方面以开放的学习态度，批判性借鉴国内外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配合社会体制改革，发现和改造不再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和传播观念。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当代化；本土化；批判性借鉴；社会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研究范式当代化

　　近年面对涌现的各类新型媒介传播文化现象，研究者们有时会感到无法得心应手地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作为指导性思想对新现象和新问题进行分析和诠释，从而被迫向国外其它新锐学说借取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思想利刃似乎变钝了，但是这种表象却不应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本身会失效，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文化探索的思想结晶，其自身应是一种不断积累和成长的社会意识存在，而并非一成不变。在人类社会永不停歇发展的宏观背景中，如果一种思想理论没有及时充实更新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话语和文明要素的话，相应的理论演绎自然无法切实紧贴和有效处理当前具体课题。这里也可以参照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所强调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基本矛盾来加以理解：一种思想理论如果想要契合同时期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从而被证明具有先进性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同理如果要确保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在当下继续保持生命力和先进性的话，就必须使其与当前社会物质和文化生产实践紧密联系，将理论发展直接立足于最新文明发展成果的物质基础上，并关注当前社会文化问题。[1]因此如果在实践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变钝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工具本身的问题，更多地还是研究者们忽视了自身承担的不断更新、发展和维护理论工具的学术责任所导致的。这和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一样，只有时刻保持手中理论工具的锋锐，研究者们才能事半功倍地处理具有高度时效性的现实课题。

　　而进一步探究就可以发现，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研究如果局限于聚焦马克思本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和革命实践的话，那么其所能提供的理论工具对于解决当前问题的确就会显得不敷应用了。因为从19世纪到今日，从欧洲到中国，其间经历了巨大的时空变迁和文化跨越，如果将来自于当年历史文化条件的思想观念机械地应用到数百年后的社会分析研究中，所产生的论断有时难免就会出现脱离实际和水土不服的现象。

　　上面所提到的文化时空变迁尤其集中体现在历史、社会和技术等维度上面。首先从世界历史演进维度上来看，在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美苏冷战终结之后，随着整体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共存发展阶段，人类集体理性在全局性和前瞻性上也达到了更高水平。虽然日渐凸显的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令人无法苟同福山所预言的一元化的历史终结黯淡前景，[2]但是国际社会矛盾的确不仅在总体烈度上大幅缓和，而且在矛盾形式和主体上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由阶级矛盾所引发的革命运动和国家集团竞争，矛盾的具体形式也从大规模国际战争和对峙转变为局部性和低烈度的国际冲突和竞争，其参与主体也从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阶级转变为代表不同利益取向的资本集团和内部构成复杂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这一切变化更是发生在世界不同阶层、族群和利益团体对人类现代文化价值理念——诸如和平、民主、人权和环保等——的基本共识不断扩展的基础之上的，反过来也正是在这种持续成长的文明共识使得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地球村的深入发展成为可能。

　　其次从社会维度上来看，尤其是具体到中国当代社会所经历的高速转型和深化改革进程中，其间更是鲜明表现出社会基本矛盾和核心问题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经过新国家制度的确立以及社会体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阶级矛盾同样不再表现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而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相应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3]自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社会关系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因为绝对贫困和物资匮乏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但是随之又开始出现各种新形式的民众不满和冲突，现实国内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未随着人民物质文化需求满足度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而得到根本消解。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所反映的实质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公众对社会公共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现行供给和管理体制导致的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4]围绕此论虽然仍有必要展开深入研讨，但是关于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当今中国社会核心矛盾的判断却早已成为社会共识。

　　最后从技术维度上来看，勾勒了后工业社会基本面貌的电子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彻底颠覆了媒介传播领域的原有秩序和生产关系。今天已经很难再继续沿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中对19世纪媒介技术条件下传播现象的分析和论断，对经历了数据化和互联网革命深刻变革的当代传播问题展开全面合理的解释。因此研究者们也就有必要与时俱进地聚焦当前的新型媒介传播现象，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新型传播行为和传播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和课题加以正视，进而以厘清新型传播文化表象与其内在理念之间的深层逻辑关系为研究目标。

　　综上可见，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所导致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提出发展适应当前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新理论思想和新研究方法的要求，相应地，我国当前社会文化、生产和技术的发展进步同样决定了在传播研究领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当代化的必要性。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因应不同维度上的文化时空变迁，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化有效方案的同时，一并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可行路径的过程。这种理论建设工作同时更是一种具有高度紧迫性的任务，因为如果研究者无法及时更新和掌握具有时效性和地域性的理论工具的话，势必无法有效分析和诠释本国当下的社会传播现象，更无法为媒介管理者和传播从业人员提供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和支持。

　　二、超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核心维度

　　为了能确保对新型媒介传播现象的研究实效，有必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进行发展更新，这样才能在全新时代现实条件下发现新问题并着手研究。但是在开始进行理论更新工作之前，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加以清晰界定，以保证更新后的理论方法仍然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而不至于走上歪曲和解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歧路，从而出现挂羊头卖狗肉，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涵从来就不局限于马克思本人的著述和言论，而是综合涵盖了众多研究者和革命实践者对其思想体系的概括和诠释，这也使得该思想体系成为了一种具有历史发展性和内在复杂性的理论集合体。马克思自己一开始就敏锐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就此作出了清醒评判。[5]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不断发展和积累的历史性思想成果的性质，决定了当代研究者们必须担负起继续充实其内涵的重大责任，从现实问题出发，寻找适于客观反映和解决当前矛盾的合理方法和有效思路。

　　如何才能在理论发展工作中切实确保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的正确导向呢？按照笔者的理解，最佳途径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的核心维度——尤其是其基本哲学方法和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性来源于其思想方法和价值观的先进性，总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旺盛生命力一方面来自于其所坚持的理性世界观，借助辩证法思想实现的对常变常新世界的宏观前瞻性，依托唯物主义本体论确立的实事求是客观立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具有高度科学性的系统分析法和社会发展观；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其具有强大自我更新能力和批判性的方法论，以及从中衍生出的高度开放绝不保守的变革精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价值观则集中体现在以人民大众利益和社会公众权益为取向的核心价值体系上，从这种以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为导向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理念中进而发展出具有高度民主性和社会公正平等意识的制度理想。由于这种具有高度活力的思想理念的核心维度具有超越时代限制的普适性，因此完全可以应用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分析研究工作。

　　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接纳和应用史中，总体上在对其哲学思想方法的理解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但是就其价值观维度却存在着一定争议，而争议焦点则主要围绕着对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界定和认识。人本主义（Anthropologismus）和人道主义（Humanism）这些具有西方历史文化渊源的概念因为包含着来自过去年代的思想观念，[6]后人基于不同的理念出发点，在对其的理解和应用中产生了各种分歧。其中就包括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生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7]该讨论虽然一定程度上客观推动了思想解放进程，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和舆论环境的局限，最终的指导性意见压制了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努力，并且否定了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思想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和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8]进而将人道主义界定为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并认为其核心是抽象的个人主义。[9]可是如果从现在的社会关系和话语体系出发来反思该文化事件的话，就会发现当时的界定首先是来自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而其中政治路线和话语之争的影响更远远超过了学术和知识本身的考量。所以在近四十年后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研究者们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评估有关结论。尤其是十七大之后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已经从“为人民服务”过渡为将“以人为本”作为价值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其政策内核明确以个体的社会人和集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其中所贯彻的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维度也就在事实上落实为人的维度。最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伦理和道德价值本身是无法加以推翻和否定的，[10]包括一度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提法的人当年也不得不提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概念作为理念上的折衷方案。

　　因此笔者认为，在认识和应用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概念的时候，首先应当注意排除陈旧意识形态观念的干扰，不是将其理解为基于抽象人性的空泛理念和缺乏时代性的僵化观念，而应将其视为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演进的人类基本价值体系和鲜活具体的精神存在，正如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自身一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明确将共产主义描述为能实现人的终极自由的高度发展的人道主义状态，“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而在此过程中传统人道主义也通过被改造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而得到根本性的提升和升华。其次应避免一种“概念洁癖”的倾向，一概而论地认为在西方产生的历史文化概念只能表现西方社会特质，并与我国社会文化现象无关，因此我国就需要另辟蹊径发展自己的全新概念系统。事实上不论哪一种人类地域文明都无法独占任何一类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充其量只能对其加以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和充实，虽然西方文明曾经在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领域中留下了鲜明烙印，但是却绝没有能力垄断该领域，而我国同样也能为其作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贡献，所以这类基本文化概念是没有地缘专属性的。就此亦可参照邓小平对同样作为基本经济概念的市场经济所做出的著名论断，“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同时值得留意的是，为了避免概念应用中的简单挪用和生搬硬套，当前我国所发展和推动的应是符合自身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实现了本土化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并且将其真正与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3]紧密联系和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