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的世界图景呈现：论革命派报刊《民报》的图像传播
发布时间：2020-08-11 16:27:09 点击次数：284
作为革命派的重要报刊，《民报》于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活动期间诞生，胡汉民、张继、章炳麟、陶成章、汪精卫等作为历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创办了这份当时有很大影响力的刊物。相对于文字传播，报刊图片的题材选择及其呈现，也是传递信息，为刊物主旨服务的一种方式。本文认为，《民报》在图像传播方面的倾向性值得注意，它集中刊载中国与异国革命运动的种种图像，呈现了一个处于轰轰烈烈革命浪潮中的世界；它赞扬了牺牲精神、武力抗暴和群体参与，试图令读者相信暴力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潮流的一部分。在这种革命的世界观指引下，《民报》尝试在读者脑海中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图景。
关键词：《民报》；世界图景；革命；图像传播
【作者简介】雷晓彤，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南昌 330022）。
【内容提要】作为革命派的重要报刊，《民报》于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活动期间诞生，胡汉民、张继、章炳麟、陶成章、汪精卫等作为历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创办了这份当时有很大影响力的刊物。相对于文字传播，报刊图片的题材选择及其呈现，也是传递信息，为刊物主旨服务的一种方式。本文认为，《民报》在图像传播方面的倾向性值得注意，它集中刊载中国与异国革命运动的种种图像，呈现了一个处于轰轰烈烈革命浪潮中的世界；它赞扬了牺牲精神、武力抗暴和群体参与，试图令读者相信暴力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潮流的一部分。在这种革命的世界观指引下，《民报》尝试在读者脑海中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图景。
【关 键 词】《民报》；世界图景；革命；图像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正式出版，前身为《二十世纪之支那》，1908年《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1910年秘密印刷发行了第25和26期后最终停刊。历任主编有：胡汉民、张继、章炳麟、陶成章、汪精卫，主要撰稿人包括胡汉民、章炳麟、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等人。以《民报》为平台，革命者们介绍世界各国革命思潮和运动，阐释自己的政治见解，宣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等主张，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刊物，也是当时最新潮的刊物。除了刊发的文章，《民报》所刊图片亦在其时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以数量而言，《民报》图片并不特别突出，但在内容方面则有一定特点，这一点以往并未得到关注。
所谓图像，即用线条描绘的事物形象。就报刊来说，图片的题材选择及其展现方式、位置安排、编辑手法等等，都是图像传播的具体手段。报刊图片同样可以在办刊目标的主导下，为刊物宗旨服务。相对于文字，媒介图像以不同的方式为受众提供信息，它起作用的方式更为感性和直观，冲击力更强。
作为革命派的重要报刊，《民报》为达到宣传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之目的，在图像题材、内容、所传递的价值观和美学方面显示了高度的一致性，为读者集中呈现中国与欧亚美非诸国革命活动与人物，勾画了一个处于轰轰烈烈革命浪潮中的世界，此为《民报》图像传播的最大特点。
一、《民报》的世界图景概观
晚清以降，各类中文报刊大兴，面貌因办刊主旨和办刊人而异，但通过介绍域外情况，借以输入新知，开一代新风的做法相当普遍。无论是最早出现的传教士报刊，还是继之而起的维新派报刊，均以大篇幅向国内读者推介和描绘异域。《民报》人选择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和人物为图片传播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这一媒体传统，只不过是从革命派的立场出发为读者呈现了“世界”，既是以革命者视角的对外观照，也为读者呈现了以革命为中心的全然不同的天地。
对于图像的使用，《民报》编辑已经有所自觉。在《民报》第10至11期卷首所作的一则广告中，编辑告知读者，为满足读者的需求，《民报》将于当年12期后出临时增刊“天讨”一大厚册，同时特意强调增刊“内插新美图多幅”[1]，《民报》第13号为《日本新史》所做广告也特别说明附有插图。其对图片在一定程度上的重视，由此可见。《民报》自创刊至终刊共出26期，加上12与13期之间所出一期增刊（名为“天讨”专号），共27期，每期均有图片，位在刊物目录之后（有时在目录之后添加广告，再附图片），2-4幅不等。“天讨”专号在刊物的中页和最后又加入数幅图片。这些图片的类型大致包括新闻照片、时事图画、人物肖像和极少数时事漫画。其与文字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当期文字内容有所关联，例如第2号刊载陈天华的绝命书，卷首配发陈天华肖像；另一种情况是图片的内容独立于文字，与当期文字完全无关。
以是否有独立标题为标准，《民报》全部图片共计76张，它们在题材、类型等方面或有差异，却拥有共同唯一的主题——“革命”，这是《民报》的宗旨决定的，正如胡汉民在《民报》第3号指出的：“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民报》以革命为惟一主义”[2]。
来源于《周易》的“革命”一词，在《民报》时代已经旧瓶装新酒，对应于来自西方的概念“Revolution”，扩大为意指制度、意识形态等一切社会领域中剧烈、激进的反抗和变革。在这一界定之下，《民报》编辑通过图片对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活动和人物进行了具象呈现。
（一）以空间的维度看：《民报》图片题材从地理范围上涉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四大洲共十余个国家。在所有图片之中以中国题材数量最多，国外以俄罗斯、法国数量为多，其他国家包括印度、菲律宾、韩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美国等各数幅，又次之。
以时间的维度看：除去时间点模糊的极少几张图片[3]，其余71张图片所涉时段，从五千年前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直到出刊时期，重点在《民报》所处的当代。
（二）在内容上：共包括三类具体题材
1.革命人物：此类题材所占比重最大，全部图片可分为中外两部分。国内部分包括历史上与“反抗和变革”有关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如墨子、黄帝（图之标题是“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民族英雄岳飞，而图片中出现的当代革命人物少数为同盟会领袖，绝大部分为同盟会烈士。域外的部分包括俄法美等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也介绍了同为东方国家的印度、菲律宾甚至非洲的风云人物，第11期卷首一图片标题为“杜兰斯哇共和国大统领古鲁加”，即是一位在德兰士瓦[5]率领当地人反抗英军的领导者。
2.革命场景、行动、景物：革命是变革社会的激烈活动，是精神和物质的交互运动。在其进程中，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必然由人物活动和环境等构成不同的场面和情境。对此，《民报》同样根据刊物主旨进行了有选择的呈现：革命场景是革命风潮中某一特定场面的定格，革命行动呈现最多的是暗杀、游行、集会和作战等，景物往往作为革命精神的象征出现，例如当时革命党人在宣传中以怀念明朝为号召反对满族统治者，第24期图片的内容即是明孝陵和明朝旧都南京城门。
革命的对象：《民报》少部分图片中也出现了革命者的敌人——“革命”的对象。西方的部分如：被刺杀的葡萄牙王及太子（20）和俄国立宪革命中追杀市民的哥萨克兵（22）。在本国部分，满族统治者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例如以题名为《猎狐》的图画表达对于“胡人”（即满人）的愤恨。而清廷的汉族大臣被目为汉奸，天讨增刊的插页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漫画式的肖像均在其中，画面或被处理为身首异处象征斩首，或加以丑化，例如曾国藩被画成人头蛇身的样貌。
二、《民报》世界图景中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报》文章对于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各有意见，《民报》世界图景中“革命”的意义指向具有相当的统一性。
革命是建立在一定意义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变革活动，这种活动应该以何种形式如何进行，这是向民众宣传至关重要的部分。《民报》文章只能以抽象的文字传达其纲领和宗旨，而图像传播向受众具体展示了革命的形式：秘密会议、武装斗争、游行和暗杀，主要是暴力革命的各种活动，颇具直观的效果。在此之前，这些新事物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可以说民众对于革命的概念首先经以《民报》为代表的清末革命派报刊的大力鼓吹，方开始建构，逐渐完成于二十世纪，直至今日。
因此《民报》于其时关于革命的图像，对读者不仅是新事物形式上的传播，还是一种陌生的意义呈现。这其中包括了前述关于革命的各个方面：主体——革命者、对象——不同国家的专制政府和统治者；发生范围和时间——世界各国，自古及今；过程和方式——针对敌人的激烈斗争，至于其所传达的精神和价值观则更为丰富。
第一，赞颂牺牲精神。《民报》第11号署名“病已”的作者在《敢死论》中感叹，“於虖今日吾辈之所最缺乏者，惟敢死之武德耳。”[7]《民报》大量刊载中外革命烈士的肖像，其或殁于战场，或为统治者处死，或死于自杀式暗杀，并且介绍了他们献身革命的详细事迹，如被处决的俄国女革命家苏菲亚，国内就义的徐锡麟、秋瑾、吴樾等，这些人物和事迹的精神意涵正如汪精卫在第26号《革命之决心》所赞扬的，“敢于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汪精卫并在同一文中以此期许同仁：“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饗之。”[8]
第二，凸显武装斗争的方式和精神。虽然并非全部，但《民报》图像中革命人物、场景、行动绝大多数与暴力革命有关，充分肯定“革命之事业，以建设为目的，以破坏为手段者也。[9]。《民报》图片直接展现了各种革命武装斗争场景，如太平天国战胜清兵（4）之战场图景，攻打巴士底狱（10）和虚无党女子刺杀总督（19）之城市革命图景。出现于《民报》图片上的当代中国革命者，除了几位同盟会领袖，其余都是已经牺牲的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杨卓林、刘道一等均参加过武装起义，或死于战场或因此被捕罹难。《民报》作者高度赞扬这种以暴抗暴的精神，如黄侃《释侠》一文：“輐近刺客之风，浸淫激荡，歼杀强暴，以纾民阨，承古侠者之所行，则其风尚矣。中国民情仁懦，受上凌虐而弗敢校，自数年来，大侠辈出，民气以之少申。”[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