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

中国现代报刊是在“新知”——媒介就是知识中进入人们视野的。这不仅是说报刊可以起到新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知”，属于东渐的“西学”。传教士以报刊传送西洋“知识”，企图填补“夷夏”的沟壑，同时也为中国人引介了现代报刊；林则徐以中国古老的“邸报”为经验基础，由此窥见了西人“新闻纸”，无意中打开了通达世界的一个窗户，同时也使中国人对“新闻纸”有了一个具体的可资参照的图像；《申报》则以自身的存在，划分出“新报”与“邸报”之别，让中国朝野不仅直接领略到报纸的政治力量，同时对于“新报”有了直观的感受和体验。这些不同的知识因素，共同酿成了晚清中国人理解现代报刊的基本水准和接受报刊的知识氛围。

关键词：媒介;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林则徐;媒介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报刊是在“新知”——媒介就是知识中进入人们视野的。这不仅是说报刊可以起到新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知”，属于东渐的“西学”。传教士以报刊传送西洋“知识”，企图填补“夷夏”的沟壑，同时也为中国人引介了现代报刊；林则徐以中国古老的“邸报”为经验基础，由此窥见了西人“新闻纸”，无意中打开了通达世界的一个窗户，同时也使中国人对“新闻纸”有了一个具体的可资参照的图像；《申报》则以自身的存在，划分出“新报”与“邸报”之别，让中国朝野不仅直接领略到报纸的政治力量，同时对于“新报”有了直观的感受和体验。这些不同的知识因素，共同酿成了晚清中国人理解现代报刊的基本水准和接受报刊的知识氛围。

　　【关 键 词】媒介 知识 中国现代报刊思想

　　【英文标题】Media is Knowledg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

　　【作者简介】黄旦(1955-)，男，浙江省温州市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大众媒介与社会的研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2-0139-10

　　法国的塔尔德说，报纸是“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甚至是“公共的头脑”；①中国的戈公振则说，报纸是“精神的集合体和联络机关”②，从现代报刊和民主政治、公共舆论的密切关系看，这固然是其最根本的特征，但中国最初对于报刊的认识却并非如此，相反，作为一种外来新物，都是立足于“新知”而接触、认识并加以使用。中国现代报刊是在“新知”——媒介就是知识中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不仅是说报刊可以起到新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知”，属于东渐的“西学”。我们现在不少学者很正确地看到并着力发掘报刊与知识成长的关系，但此种功能主义的路径，却把报刊作为了一个现成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很少注意到报刊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在中国人头脑里同样有一个成长过程，更不必说这种知识“成长”，因各国不同的“水土”也是大有差异的。

　　本文打算从传教士报刊、林则徐译报以及《申报》的创办三个方面，对现代报刊认知在中国的生成过程做一粗浅勾勒。顺便说明，这样的选择有其代表性，未必就足以囊括所有。另外，本文的目光仍然是关注创办者和使用者，假如有阅读史的补充，肯定更能显示其丰富性，这个缺憾只能留待以后补了。

　　一

　　中国对于现代报刊的认知，自然而然首先要注目于那些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自诩的“耶稣的勇兵”，是他们首先带来了这一新鲜事物。1834年在广州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说，他们之所以涉足刊物，“主要宗旨将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不仅能在广州，而且能在全国流通”。试图通过“智力的炮弹”，从而“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之中。③不消多说，他们创办刊物也是为了制“夷”——为制服他们眼中的“无知而又冥顽不化者”——中国人。“中国由于严禁令及对外国人难以理喻的妒忌心而国门紧闭，不允许耶稣的仆人用活生生的声音一面解说福音，一面遍游该国，甚至在国境上对耽于偶像崇拜的万民发出规劝其悔改的呼声也做不到。”④这种不堪的境遇，使米怜觉得“有必要在马六甲每月或尽可能定期地发行类似于杂志的中文出版物，以便将一般知识的普及与传教结合起来”⑤，于是就有了迄今公认的中国第一份现代中文刊物——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自我声称是要“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⑥切实目的在于要消解夷夏之隔，以便让上帝声音畅通中华，天下一家、万众同类便由此成为沟通首选的框架。“全地上之人如一大家，虽不同国，不须分别，都是神原造的，都是自一祖宗留传下来的，都是弟兄，皆要相和、相助才好。”⑦此种貌似“拉莫莱特之吻”⑧的“四海一家”，则未必就是骨子里的想法，自然的结论便是需要由此及彼考察各地世俗，实际就是要了解西方。“一种人全是，抑一种人全非，未之有也。似乎一所地方未曾有各物皆顶好的，那处地方各物皆至臭的。论人、论理，亦是一般。这处有人好歹、智愚，那处亦然。所以要进学者不可不察万有。”⑨其苦心与无奈，或许在“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刊头语中就足以道尽。这样的思路及其姿态，决定了其“灌输知识”和“阐扬宗教”的出场亮相——以宗教及科学知识感化并打开中国人封闭的头脑。“神理”、“人道”、“国俗”三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⑩。也许是效果不佳或许是听到了什么，据说米怜后来对刊物有过一个反思，有关宗教道德内容太多，“天文学入门、可资教训的历史传记选萃、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说等”还很不够，(11)可直到最终，此种状况仍没有太大改变。从报刊的角度，我赞同卓南生的说法，《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意义，在于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定期出版物’的概念”，(12)只是需要做一点补充——在我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非官方出版的“定期出版物”的概念。

　　十八年后，郭实腊(亦译为郭士立)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出场，已不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谆谆善诱，虽然仍擎举“夫天下万国，自然该当视同一家，世上之人，亦该爱同兄弟”(13)的标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刊头语，显然已是警示或者警告的口吻。“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已然故我。”对于已是“长久交往”的西方人，始终是“狂自尊大”地称之为“蛮夷”，令之恼怒。《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要目的，就是打破这一陈见，“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并以此种“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14)英格兰出身的米怜不乏浪漫，设想刊物如彩色云般，使人一见就喜(15)；来自普鲁士的郭实腊，更多展示出日耳曼民族的严谨和实用，“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16)。今人耳熟能详的“用事实说话”发明权，首属于郭实猎。

　　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始，传教士刊物宗教色彩淡化，世俗内容增加，已是大家都认可的事实。郭实腊承诺，“每期将包括二十页以上，并附有地图、插图、地理学与天文学主题的说明，等等。倘若这事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赞助，它将相当地扩增一些补充资料”。(17)1853年创办的《遐迩贯珍》，继续这样的思路，声称是要将“列邦的善端”转述于中土，同时也将“中国之美行”，达至于外邦。(18)到了1857年的《六合丛谈》，几乎已经看不出教会的色彩，转而则已是：

　　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是以琐言皆登诸纪载，异事不壅于流传也。(19)

　　《遐迩贯珍》的更加引人注目之处，但不知为何迄今仍被研究者所忽略的，是它首次把中国的邸报与西洋的日报做了区分：前者只有上谕奏折——这些隶属于朝廷的举动大略；后者，内备“各种信息”，而且可达平常人家。一有要事，顷刻间四方尽知其详。泰西各国的这种常见之物，在中土却是“向无所有”。(20)也许出于同样的考虑，比《遐迩贯珍》晚一年，在宁波出现了《中外新报》，成就了中国新闻史和新闻思想史上的一个开天辟地之举：索性在报名中嵌上一个“新”字，从此不与邸报混淆。接续就有了1862年的《上海新报》、1868年的《中国教会新报》(21)。《教会新报》主编林乐知说的明白，新报就是新闻，泰西各行业都有。(22)借助新报，甚至能探究“无穷之学问”(23)。既为“新报”，自然也就是中国亘古未有之报。“教会新报”的四字搭配，“教会”是主办者的标志，所要展示的却是“新报”。或者说，当教会去办一张“新报”，自也就不能不顾及其特点。事实也果然如此，每期中说教的文章虽不可少，然而“新报”中所关涉的范围却绝不止于教事。知识类的自不必说，令人惊讶的是第一期中甚至还刊有“奇人”、“奇事”：前者是感叹伦敦与金山电报往来信息之捷便，后者则是惊异于连体婴儿情状之怪奇。创办仅三年，在一位读者眼里，它俨然就是百科全书：

　　新报一袭，本参详天道为务，而其中，或附中外新闻，要皆关涉世道人心，为有益于修齐治平之略。至有时详天文，则日月星辰记载，悉凭实据。有时详地志，则山川河海形势俱本舆图。有时详人物禽兽草木，亦各按其性理而有本。有文即如论金石，元质条分；稽舟车，气机缕析。凡气球之高举，电线之速传，亦莫不是究是图以明其秘旨。休哉！无奇不载，无义不搜。(24)

　　赞扬声中不免有过誉之味，但至少可见出，读者们并不以为这是一份纯粹传教的宣传品。五年以后，《教会新报》改版，“新闻必更新式”，“广为搜罗，别其类而登诸报”，总共“拟分五类：一曰政事；二曰教事；三曰中外；四曰杂事；五曰格致”，以“俾阅者豁目爽心，较前稍觉轩朗”(25)。教事只是五类中的一个，而且还排在政事之后，看来“无穷的学问”之趋势有增无减，自是无庸多言矣(26)。

　　就在这种“广为搜罗”的“知识”中，关于报刊的介绍也就夹杂其中挟裹而来。现在所看到的最早关于报纸的介绍，当数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新闻纸略论》。这篇在中国历史上位居第一的新闻学专文并不长，引用者不少，读过的似乎不多，不妨做个文抄公照录如下：

　　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大里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此之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至今到处都有之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议论诸事，但不准犯律法之事。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也。其每月一次出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于道光七年，在英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亦不少也。(27)

　　一眼即可看出，该文虽“略”但无“论”，所谓“略论”云者，名实不符。不过并不能因此低估了其价值，最可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勾勒出西方新闻纸的基本历史及其现状。新闻纸产于意大利，是买卖的，一文钱一份，所以也就叫加西打(gazette)；最初是官报，后来允许民办，但报纸的出版发行控制制度各有不同(先送官看，不准理论政事，也有的可随自议论，但不能违法)(28)；报纸的刊期不一，并且与杂志有别(后者“论博学之文”)；报纸数量庞大，英美法三国为最而且禁忌最少。短短数百字，内容丰富，堪称西方现代报刊历史的浓缩。即便从今天的眼光看，它的介绍大略也是站得住的。据黄时鉴考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最初十二期，为郭实腊所主编，而且郭还在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中文文章。(29)《新闻纸略论》刊载在第七期，为郭主编当无疑义，究竟是否出自其手，尚不得知，有一点不难断定，作者对于西方报纸的确非常熟悉。

　　正如前述，郭实腊设想是通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出版，“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和准则”，以打破中国人的妄自尊大。所以，这个出自传教士之手的刊物，是以科学文化知识而不是宗教教义为其主要内容。既然如此，《新闻纸略论》从历史角度来介绍新闻纸，也就好理解了。因为在这里，新闻纸是被作为中国所没有的，类似于天文、地理、科技一样的西方新事物，来给中国人开眼界获新知的。有意思的是，这篇东西是被放置在新闻栏目中。也许是因为那一期没有新闻来源(这在《东西洋考》中是很普遍的，编者时常感叹缺少新闻，比如：“此刻西方英吉利等国船只，近月尚未有到，至无新息可传，且今时风亦顺逆不常，四方船只皆少来，所闻各国之事，甚为稀鲜矣”(30)。但无论如何，既然这样处理，想来主编认为这是中国人应该获取的“新闻”——新的知识。

　　《新闻纸略论》一文，究竟对后人产生了什么影响，现在无从考定，没有人公开引证或提到过，则是事实。魏源受《东西洋考》的影响不小，所撰著的《海国图志》中，征引《东西洋考》共十三期，文章达二十四篇(31)，《新闻纸略论》就不在其中，虽然其中介绍了新闻纸(32)。不过，《东西洋考》在正式创刊以前，郭实腊就先在外国人中预先征订，创刊号首印六百份很快销售一空，随即又加印三百份，而且有少数中国人订购，更多的刊物落到中国人手中，反映良好。在1834年，若干刊物还被寄到北京、南京和其他城市。可以肯定，《东西洋考》确曾在中国人中间传播。(33)借此我们可以说，无论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出版的《东西洋考》，不仅使更多内地中国读者有机会亲眼目睹了现代刊物，并且第一次让中国人有了“新闻纸”这个概念(34)，对其历史变迁的基本面貌亦存有了初步印象。此后，关于报纸的知识越来越多，比如《教会新报》中就有“各国新报馆数”(35)；有泰西报纸常常议论国事遂使官场生畏(36)；也有关于英国报纸之速和印度增设新报的报道。(37)难怪有人把《东西洋考》的出版，等同于鸦片战争这样的大事件，“此后中文定期刊物的发行，多少模仿《东西洋考》的格式和内容，诸如香港的《遐迩贯珍》，宁波的《中外新闻》，上海的《六合丛谈》和《格致汇编》，以及北京的《中西见闻》等等，均受此影响”。(38)戈公振则称，“故我国言现代报纸者，或推此为第一种”(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