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欧盟媒介融合政策述评
发布时间：2020-08-11 16:27:08 点击次数：161
本文视美国、欧盟的媒介融合政策制定为传播管理者授予大型传播机构更多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过程。尽管媒介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等公众利益诉求被引入决策过程，公众与文化弱国在争取制度化文化资本上的力量微不足道。大型传播机构与传播管理者往往借助于“伪饰”与“误识”机制，强调企业利益、政治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兼容性，使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授予合法化、中性化。
关键词：媒介融合;文化资本;布尔迪厄;放松传播管制;欧盟;政策;美国;文化资本
【内容提要】本文视美国、欧盟的媒介融合政策制定为传播管理者授予大型传播机构更多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过程。尽管媒介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等公众利益诉求被引入决策过程，公众与文化弱国在争取制度化文化资本上的力量微不足道。大型传播机构与传播管理者往往借助于“伪饰”与“误识”机制，强调企业利益、政治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兼容性，使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授予合法化、中性化。
The paper sees media convergence policymaking in the US and EU as a process wherein communication regulators granted more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to large media institutions than to the general public. Although public interests like media pluralism and cultural diversity were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maki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small EU member states were relatively vulnerable vis-à-vis the acquisi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Relying on the mechanisms of "disguise" and "misrecognition", communication regulators and media conglomerates always emphasized the compatibility of corporate interest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interests, thus legitimating and neutralizing the granting and acquisi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关 键 词】媒介融合 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 放松传播管制 Media Convergence/Cultural Capital/Pierre Bourdieu/Communication Deregulation
【英文标题】The Review of Media Convergence Policy of US and EU：The Institutional Cultural Capital of Political and TV field Interaction Intermediary
【作者简介】邱鸿峰(1972-)，男，浙江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685(2011)12-0017-08
英国传播学者弗里德曼(Freedman)认为媒介政策制定绝非“决策科学”话语所谓机械的、无利益偏好的行政管理过程；相反，它是争夺物质特权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战场。①布尔迪厄(Bourdieu)视政府为“超场域”(Metafield)，在那里私人与社会组织通过与官僚机构结盟以主导政策制定。②曼彻斯尼(McChesney)揭示了政党与媒介巨头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后者的议院游说活动在美国传播政策制定中扮演的关键角色。③同样，欧盟媒介融合政策制定背后也存在议院游说活动、成员国利益冲突以及欧盟内部不同政策制定者的利益偏好之争。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放任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教条逐渐左右了美国与欧盟的经济、文化政策制定，对具有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媒介产业施加了持续影响。因而政治与电视场域互动可以被视为影响媒介融合的重要机制。本文通过对法国文化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制度化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概念的阐发，探讨政治-电视场域互动如何对欧美媒介融合进程施加影响，并探幽制度化文化资本收授过程中的“伪饰”(disguise)策略。
文化资本与政治-电视场域互动
布尔迪厄将社会实践视为场域、资本与习性的互动。⑤资本的类型绝不仅限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对经济再生产同样重要。⑥尽管电视场域越来越受到以经济资本为筹码的他律性原则的支配，文化资本对传播机构在电视场域中的争位仍意义重大。这不仅因为传播机构在电视生产与传输方面的能力、倾向与资格构成了文化资本，而且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效转换是经济再生产的前提。布尔迪厄认为虽然几乎所有的社会实践是利润导向性的，但有些实践常常被“伪饰”与“误识”为无功利的。⑦也就是说，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背后的逐利动机常常被掩盖且不易察觉。
“伪饰”策略对传播机构要求进一步放松传播管制，即向传播管理者争取制度化文化资本时至关重要。布尔迪厄将官方认可并担保的、能使所有形式的资本合法化、提高各类资本之间的转换效率为经济再生产服务的能力定义为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态。⑧制度化文化资本具有以下特征：它由权威机构授予或者剥夺，以维护或者强加权威机构的信仰；它相对独立于它的承受者以及承受者其它形式的文化资本；它规定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率，因而具有财富价值；它在多大程度上贡献于经济再生产取决于它的稀缺性。⑨制度化文化资本是政治与电视场域互动的中介：例如，放松传播管制可视为传播管理者赋予传播机构制度化文化资本；如果美国电信公司的网络电视业务最终像有线电视那样被课以市政特许费，便可视为传播管理者将削弱电信公司的制度化文化资本。
制度化文化资本对传播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法规允许电信与有线电视业的相互市场准入是二者扩张其它形式的文化资本(如网络传输能力、内容资源等)与社会资本(如网络规模等)的重要前提。由于传播政策制定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利益激烈竞争的场域，当传播机构或传播管理者寻求进一步放松管制时，它们必须首先说服对方放松管制符合公众利益，并且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势在必行，从而使“伪饰”与“误识”机制成为必要。但是这两种机制在个体与传播机构追求经济利益过程中有微妙的区别。布尔迪厄在《资本的形式》、《实践的逻辑》以及《实践理论大纲》等著作中阐述过个体的“伪饰”与“误识”机制。⑩“伪饰”指的是非物质形式资本的积累，如通过家庭的经济投入换取儿童身体化文化资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或者通过礼物交换获得社会资本，有效地否定了资本转换背后赤裸裸的功利法则及自我中心的算计实质。“误识”是指资本转换所隐藏的功利性被他人视为非功利的，甚至是利他的；比如统治阶层强加的合法化意义只有当被统治阶层视之为自然、中性、利他的时候才可能被后者所接受。但是，使用这两个概念去讨论传播机构的争位时，“伪饰”机制不能被理解为传播机构企图彻底否认其逐利动机，而是试图说明公司利益与公众利益兼容甚至有利于公众利益因而必须被赋予制度化文化资本，从而为其逐利动机辩护或正名。这是因为传播机构如果夸大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道德与社会维度反而会弄巧成拙，引起公众反感。也就是说，强调公司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兼容性对前者的合法化是一种更为现实的策略。同样，在传播机构追求制度化文化资本过程中，“误识”机制应被理解为传播管理者、公众以及其它利益集团并非自愿地、盲目地将某些公司利益认同为它们自身的利益，而是通过衡量彼此利益的兼容性，在协商与妥协后有条件地承认某些公司利益。但是它们往往忽视了一个现实：从长远来说放松传播管制对大型传播机构比对公众更为有利。自由市场、全球竞争力、内部媒介多元化，(11)以及媒介融合势在必行等为新自由主义传播政策辩护的修辞，乍看符合公众利益，事实上业已通过社会福利的重新分配而使经济精英得利。(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