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超越方法软肋的掣肘 ——论科学社会学与中国古代科技历境的恰接集域
发布时间：2020-08-27 16:51:35 点击次数：193
1970年代以来，源自马克思、涂尔干、曼海姆等人的科学社会学发展成为社会学中一个势头强劲的分支学科。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时借鉴这一知识，首先，需要对科学社会学进行反观；其次，需要把社会人类学方法与社会结构分析法各自的优点结合起来，扬弃其不适切中国历境之处。中国科技知识传播的变迁模式，为建立起导引科学社会学方法恰接中国科技历境变迁提供了一条动力分析的路径。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方法;中国历境;“软肋”;中国科技知识传播;传播;科学社会学;中国科技;中国;社会人类学
1970年代以来，源自马克思、涂尔干、曼海姆等人的科学社会学发展成为社会学中一个势头强劲的分支学科。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时借鉴这一知识，首先，需要对科学社会学进行反观；其次，需要把社会人类学方法与社会结构分析法各自的优点结合起来，扬弃其不适切中国历境之处。中国科技知识传播的变迁模式，为建立起导引科学社会学方法恰接中国科技历境变迁提供了一条动力分析的路径。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方法；中国历境；“软肋”；中国科技知识传播
作者简介：朱虎成（1965－），男，山西五台人。四川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
1970年代以来，源自马克思、涂尔干，后经曼海姆、默顿等人发展的科学社会学，发展成了社会学中一个势头强劲的分支学科［1］。托马斯?库恩在讨论“科学史的相关性”问题时，对科学社会学作了清晰的定性：“科学史似乎日益增加其影响的第二个领域，是科学社会学。无论是从关联性上或者从方法上说，这个专业最终都不是历史的。”［2］这是对学科质性差异的判定，它警醒我们应该拥有反观意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可能找到克服科学社会学非历史性的路径吗？若是，一种源自异质文化、适合于研究近现代西方科学现状与变迁的科学社会学理论，如何移植于中国古代科技历境？
一
第一步须将库恩观点通过反观具体化。
科学社会学发展到1970年代，在欧洲和美国分别形成了爱丁堡学派和默顿学派。爱丁堡学派的理论统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ＳＳＫ），该派学者是在诘难传统研究所谓“内因／外因”论中成长壮大的。他们认为传统研究的问题出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从事科技实践的人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在研究文献里的分离：一方面，社会外在于实践或研究主体，形成后者是在从事“纯粹的”研究工作的假象，这种假象又在科学自主性的历史传统旗帜下得以强化；另一方面，外在社会又决定论式地预先设定实践者的行为，而不是内化于他们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认识与工作环节之中。这种研究无法真正地描述和诠释科技实践主体的社会自主性。所以，巴里?巴恩斯在批判之后提出：“应当把它［科学进步的全部过程］当作一个问题而不是假设来对待。”［3］
巴恩斯的“问题”意指为何？史蒂文?夏平《真理的社会史》开宗明义地说：它“关注科学知识的基础问题，这在传统上是哲学家的保留领域；它使用通常为历史学家所有的证据和技术；而它得出结论的形式和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的”。夏平指明了科学社会学自身知识结构的领域，但这样做的目的却是：“我的目的不是要模糊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风格，而是要重构所谓历史实践，从理论上促进对历史叙事的细化。”［4］“细化”很重要，它既表达了科学社会学与另外两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又指责传统方法的弊病。
“对历史叙事的细化”当指一种方法论原则，而正是在“细化”这个共同的方法原则上，两个学派的内部却有了不同的分析对象与分析单位。整体地看，爱丁堡学派强调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局内人”视角，即将研究的重心放在科学实践当事人在社会语境中感知、形成符号化知识信念、科学共同体观念、他们的社会交往行为、科学与实验报告的写作方式与过程、实验室构设等一系列工作环节和社会活动上，力求呈示（display）知识生产当事人个性化地形成科学知识的社会流程及其结构的符号化意义，呈示当事人个性化地形成符号学知识的行为。在操作方法上，其工具性手段多选取具有经典意义的案例作为研究的路径。然而，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从科学认识论和社会学看，却有着“软肋”：首先，方法论的符号学个体行为主义预设着对集体认同的否定：它简单地以为只要个体意见基本一致就可以组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还会因意见一致而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问题是这个观点矫枉过正，它彻底地否定了科学界对一些客观世界知识的基本认同以及共同信守的最基本的操作程序和道德准则这一历史事实。按照这样的观点推论，人类知识的进步纯粹是历史的偶然。如此，科学史研究在这种碎片化视景下成为相对主义的操练场。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去世的前一年在法兰西学院专门做了“科学场域”的讲座，在这个题为《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的系列中，他特别针对爱丁堡学派有着浓重后现代风格的符号学方法论个体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判：“符号学的世界观使他们高度重视事物的迹象和记号，并将他们的工作导向出自学院派偏好的文本主义的范式，该主义依照文本形式来建构社会现实。这样，科学将只是无数讲演或假想之一……”［5］
其次，“软肋”出现在工具性的操作方法上，它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不妨直接引用美国方法论专家罗伯特?殷提到的人们对案例方法的指责：“长期以来，案例研究法被认为（并将继续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最不具科学性、最不可靠的方法。那些采用案例研究法的学者往往被贬为自甘降低学术自律精神。同样，案例研究的成果也被污名化为缺少精准性（即定量分析）、客观性和严谨性。”［6］尽管罗伯特?殷反驳了上述偏见，但在我看来，案例方法因过于经验化而带来的典型性不足及其标准设置的问题总归是先天性的而难以得到彻底的克服。案例方法“软肋”的第二个层面即它的历史效应问题。它如何将“细化”了的案例结构成一个历史整体？在历史中“点化”了的案例如何重构成一个有组织序列的叙事？不同案例的选择标准和案例间的结构原则容易引发历史相对主义，怎么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最后，为了呈示对科学史理解的统一性，研究者难免对各条线索型构，这样，各条线索的共时性会不会违背案例方法的经验性初衷？如果违背在所难免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性，那么，达致什么样的底线才是允许的？这些问题恐怕罗伯特?殷一时也不易作出回答。
默顿的方法论展示出另一种独特的视景。他多以专题的方式将不同问题组合起来，再通过这些可统计的“经验”梳理出建制化的社会线索，由此形成一套层级化的制度系列：从一个科学共同体内部制度到共同体间社会规范，再到宗教或文化的高度。他在宏观的国家与社会建制层面与微观可统计的经验之间建立了一个系统而又可量化的以工具性概念为基础的中间场域，从而使前者不因宏大叙事而疏阔，后者不至饾饤虽有可操作性却失之社会意义。“中层理论”实践化使得他的社会结构分析法富有立体层次感［7］。本着这样的方法论观念，默顿将他的研究对象分述为八大问题，其中的四个对我们的讨论有启发意义，因为它们关涉科学变化的动力机制：1．社会、文化和科学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什么？2．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内这些模式的性质和程度发生变化吗？3．当一种文化把社会功利性强调作为科学工作的一条基本的（且不说是唯一的）标准时，科学进展的速率和方向受到什么不同的影响？4．在什么条件下，［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注意力焦点的转移是有意制定的政策计划中的结果？这些问题最初出现于他1938年的博士论文里，到1970年再版时，默顿仍声称：“就其最一般的方面而言，本论文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8］显然，这四个问题被高度形式化，可以应用于不同社会和不同时段，方法把握的视角认定有相当的弹性。我们还发现，在强调国家政策制定和文化价值取向上，默顿又潜在地将中长时段的功能稳定性问题与其关联在一起，试图用较大的时段来克服科学历史变迁的叙述、单称与全称、范畴之间的矛盾。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长处被默顿充分地发挥出来，与案例研究方法构成了一个对比。
然而，默顿的整套方法论体系却是建立在对科学理解的形式化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受到了爱丁堡学派的批判：“从20世纪30年代默顿的开拓性研究开始，到此后断断续续的50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有意地回避对科学思想的实质内容的分析。”［9］这个评论不能不说击中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的“软肋”，因为他将科学在本体上“转型”为一种“精神特质”。由此而引致的问题是：这些“没有被明文规定”，而是“借助于制度性价值而合法化”，“通过戒律和儆戒传达，通过赞许而加强”，“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化了”的规范，似乎难以客观化，不易同功能方法相协调。爱丁堡学派的不少案例揭示出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权力话语关系，存在着为争取奖励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资源的事实。默顿本人也不回避，多有例举，并将之概括为一个概念——“失范”。就此而言，默顿的“科学精神特质”理论的不足反衬出社会人类学方法的专长。
内生于科学意义形式化而来的又一“软肋”是默顿的范畴、共时和全称强于叙述和单称的历史性。他本人坦言：“最后，体现在中层社会学理论中分析逻辑主要依靠对社会结构要素进行研究而得到发展，但不依赖对特定社会具体历史性描述。因此，中层理论使我们摆脱了阻碍我们研究工作的理论冲突，这些冲突存在于综合学科与历史循环论之间。”［7］显然，该“软肋”恰与爱丁堡学派的长处对应：重视结构而有血有肉的科学知识生产的历史主体却被相对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