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发布时间：2020-08-26 16:12:29 点击次数：197
本文对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在培养模式、研究领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状况等方面的特色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我国传播学博士教育面临的关键问题，对我国传播博士教育乃至整体的传播教育发展思路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方向指示。
关键词：传播学博士;教育;美国;中国
【英文标题】American Doctoral Education in Communic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to China
【作者简介】胡春阳(1970-)，女，四川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本文对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在培养模式、研究领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状况等方面的特色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我国传播学博士教育面临的关键问题，对我国传播博士教育乃至整体的传播教育发展思路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方向指示。
【关 键 词】传播学博士 教育 美国 中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美国是传播研究学科化的发源地，传播研究的学院化和建制化过程又与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历程互为开端与依托。自施拉姆1943年首次在伊阿华大学开设以“传播”命名的博士课程到1948年8月两名学生——C.E.斯旺森和D.D.杰克逊在伊阿华大学获得大众传播博士学位至今，美国建制化的传播学博士教育已走过近60年的春秋；而又正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伊利诺伊大学（1947年）、威斯康星大学（1950年）、明尼苏达大学（1951年）、斯坦福大学（1952年）等大学开办的系列传播博士课程，以及随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最初培养的一批传播博士生走上传播教学的岗位，才奠定了美国整个传播教育的基础以及传播研究的基本领域。
如今，全美传播博士教育呈现出如下总体特征：规模宏大，整体实力强，培养机制灵活、多元；各个大学博士项目个性特色鲜明，多元化错位竞争中实力接近，罕见某个大学大而全，而是在某一个或几个领域里赢得全球领导者地位，取得蜚声全球的成就；专业领域齐全，学科分类细化，专业核心理论架构稳定成型；课程种类繁多，专业课程搭配系统、科学，在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上各有安排。
可以说，今日美国成为现代传播研究和教育的重镇，核心驱动力来自其高水准的传播博士教育。因此，当美国的传播研究和教育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传播研究和教育发展的样板和参照时，当各个国家和地区也在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传播业发展的传播教育体系时，我们都无法绕开传播博士教育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话题，不得不追溯其长盛不衰发展活力的源头；甚至在当代，美国在全球化、后工业时代所面临的教育挑战及其应对、调整方案也给传播教育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深刻的借鉴。
本文将以美国传播博士教育为切入点来思考当代中国传播教育发展的深层问题。通过对美国传播博士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特点、研究领域与学位获得要求以及师资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并结合我国传播博士教育发展状况作简略的比较分析，试图借鉴美国传播博士教育的成熟经验和模式，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的传播博士教育发展乃至我国传播教育总体发展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路径。
一、传播学博士项目总状况比较
美国传播博士项目的发展速度极快。“过去90年来（1997年的结论——笔者注），传播学或许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新领域”①。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雄姿英发，以宏大气势表明了发展目标：“需要把自己置于有意义的地方，置于具有社会关联度的学术层面上，使其他学科能够更好达到他们的目标，在研究、教育等方面引导大学的使命”。这种气势决定了其发展场面的宏大。
据SCA(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统计，1996年，美国一共有68个传播博士项目；根据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公布的数据，到2002年，美国拥有115个传播博士授予机构②；根据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数据，到2005年，76所大学拥有105个传播博士项目，而在更广阔的传播舞台上，超过100所大学有博士项目③。在AEJMC(Association Of Education about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注册的40多个成员学校也都有新闻与大众传播博士项目。
以上也只是保守的数据。由于有些传播博士项目参加跨学科列入，所以不一定就只有这些博士点；传统上与AEJMC没有联系的大学，比如麻省理工、卡内基·梅隆和乔治亚技术学院等开始招收传播博士生并迅速转向数字革命的前沿，而这些学生在诸如来自计算机科学和图书馆学的“人—机互动”项目、“信息学习”等项目中获得博士学位；其他诸如享有盛誉的罗德岛设计学院(Rhode lsland School of Design)的博士项目的博士则是取得拥有掌握数字媒介技能的最终学位；商学院招收的博士生是电子或移动商务的专家并且在多媒体的环境里完全游刃有余；认知学科的大量博士项目也已经成型，主要集中于以下熟悉的主题：“数字技术的个人和社会效果”，“现实和虚拟环境里的认知和行为”以及“语言和传播”；还有许多博士项目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交叉互动中正在形成。
总之，与传播相关的学科的博士项目的总量以及博士生群体正在增长。大量在“传播” 教育中动摇地基的工作正在这些浮现的交叉学科行为的边缘发生，远胜于传统传播项目的中心地带④。
而在以下传播学核心期刊上，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论辩》，《论辩与鼓吹》，《传播教育》，《媒介经济》，《新闻与大众传播》，《媒介研究》，《传播专论》，《哲学与修辞》，《传播季刊》，《政治传播》，《传播研究》，《言语季刊》，《传播理论》，《修辞与公共事务》，《媒介传播批评研究》，《修辞社会学季刊》，《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电子传播政策》，《应用传播研究》，《妇女研究和传播》，《健康传播杂志》等。
当然，美国传播博士教育的飞速发展局面是以清晰的培养目标、全面的研究领域、强大的课程阵营和师资力量作为保障和支撑力量的。
我国自1980年复旦大学首先开设传播学课程起，传播的学院教育已经走过了近30年春秋，而自1997年教育部把传播学升格为二级学科，以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继设立传播学博士点（1998年）为开端，至今全国已有10所大学拥有传播博士学位授予资格，中国的博士教育也走过了10个春秋。而伴随博士点从设立到增多的十年，我国传播教育也急速升温，以燎原之势发展——本科、硕士与博士招生的人数以及开设传播课程的院系数量的增长速度在全球都遥遥领先。传播教育和研究从无到有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从传播院、系纷纷建制到博士点的增多，从本科、硕士、博士招生人数的剧增到传播学者和教员的争夺战，都表明传播教育的繁荣局势。
而这种繁荣也反映在对博士点的剧烈争夺上，由于把博士点的多寡作为学科乃至大学实力的象征，最根本的也就是全心全意把教育培植为一个完善的市场的理念，使传播博士点成为在市场中博弈的均衡器。因此，不顾学科积淀有无、生源好坏、师资水平高低、培养目标清晰与否、课程能否开设等形状，都纷纷要求上马，博士点的争夺热浪一浪高过一浪。这直接导致，学术权威和传播学科声誉成反比例增长，成就了大学校长和学术权威的千秋功名，牺牲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学科建设的使命——学生和教师在“申博”的各种数据压榨中成为彻头彻尾的工具，有限的博士师资频繁被置于学术造假、道德败坏的拷问中，无论真假，贻害了整个学科发展，偏离了博士教育的健康运行轨道。
还有，博士生文章发表的数量惊人伴随着的却是质量的折扣，以上提及的国际性刊物上，难觅我国博士生的身影。除了语言的制约，可能更多的还是目前博士教育发展的杂乱无章的状况有关——只管申请下来，不管如何发展。
因此可以说，在繁荣的虚火背后掩藏着无数隐忧，而这些隐忧除了正在制约着传播博士教育乃至整个传播教育的发展，还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成为发展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