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丑闻生产中的媒介角色研究
发布时间：2020-08-26 16:12:11 点击次数：97
政治丑闻日益成为美国当代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媒介现象和社会现象。美国政治丑闻不是单一的媒介生产，而是一个系统的共同作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主要要素：“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竞争型的政党制度和自由独立的媒介制度。三个要素为政治丑闻的生产提供了制度性保证。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丑闻生产系统的制度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媒介角色受市场逻辑对新闻生产渗透、政治权力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媒介由独立的“看门狗”角色转化为社会权力网中的“角力者”角色。媒介角色转变使美国政治丑闻的样态发生了转折。
关键词：美国政治;政治丑闻;大众媒介;丑闻生产
【英文标题】Study on the Media Role in the Political Scandal Production in America
【作者简介】李东晓(1979-)，女，河南郑州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传媒与公共事务学院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政治传播与媒介批评研究，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政治丑闻日益成为美国当代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媒介现象和社会现象。美国政治丑闻不是单一的媒介生产，而是一个系统的共同作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主要要素：“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竞争型的政党制度和自由独立的媒介制度。三个要素为政治丑闻的生产提供了制度性保证。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丑闻生产系统的制度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媒介角色受市场逻辑对新闻生产渗透、政治权力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媒介由独立的“看门狗”角色转化为社会权力网中的“角力者”角色。媒介角色转变使美国政治丑闻的样态发生了转折。
【关 键 词】美国政治 政治丑闻 大众媒介 丑闻生产
丑闻是政治领域的重要特征，“如果说金钱是政治的乳母的话，那么丑闻则是政治的孪生兄弟”[1](P95)。尤其是“在美国政治领域，丑闻并非是新鲜事物，它是随着共和政体的出现而一直存在的”。“政治丑闻是美国公共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们所激起的媒体兴趣以及公众的注意程度是其他政治事件所不能比的。”[2](P1)某个政治丑闻的出现可以占据媒介议程的中心，打断正常的政治生活，成为公众舆论的热门话题。政治丑闻日益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显著的媒介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
一、美国政治丑闻生产的基本要素
政治丑闻成为一个凸现的社会现象被关注是在大众媒介产生之后。政治丑闻成为媒介对政治领域中试图被掩盖的组织和个人所作的违法、违德行为进行揭露并传播的消息形式。在当代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丑闻应属1972年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政治丑闻的起点，“一是因为‘水门事件’是美国政治丑闻发展的转折点；另一个原因是它是唯一一个直接导致总统下台的政治丑闻”[2](P9)。“水门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政治丑闻的关注，促进了调查性新闻的兴起，为媒体的政治丑闻报道提供了框架，“水门事件”还为指代政治丑闻提供了专门的术语，即“-门”(-gate)。自此后，记者开始用“-门”来专指官员、政客们的丑闻。“水门事件”后，美国政坛丑闻不断，比较著名的有：卡特政府的财政和管理办公室主任伯特兰斯的丑闻；卡特总统弟弟的“比利门丑闻”；在华盛顿的南朝鲜商人和其他代理人向美国国会议员行贿，以期取得美国优先考虑对南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支援的“朝鲜门”事件；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加里·哈特的性丑闻；“伊朗门”事件；“基廷五人组”的储蓄贷款丑闻；老布什政府的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的寻租丑闻；克林顿总统的“白水门”事件；小布什政府的“律师门”事件；杰克·阿布拉莫夫的诈骗丑闻等等。
虽然大众媒介产生后，表面上看，大众媒介成为政治丑闻的唯一生产者，但从美国政治丑闻产生的主要要素来看，更应该把美国的政治丑闻看做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复杂的合力共同决定着政治丑闻的生产。
第一，“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使美国政治丑闻的揭露和公开成为可能。
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共和制，总统由选民选出，并对选民负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一些政治学家认为政治丑闻只能产生于自由民主政体中，因为“自由民主政体建立在开放和较为透明的运行规则上，这些规则存在着对违背合法操作程序的行为的检查机制”[3]，它为丑闻的揭露提供了制度性的框架。因为权力天生具有私有化和集中化的特质，自由民主的理念则反对没有限制的、私有化的权力，将权力的使用置于其他部门的监督及公众监视之中，并设立对权力滥用行为的问责机制。民主体制和强大的市民社会使得对权力的问责成为可能。另外，美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一系列制度(比如，行政、司法、独立的立法和媒体制度)，这些制度为监督国家权力运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比如“水门事件”中，国会可以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白宫与“水门事件”的关系，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民主政体，为权力之间的监督和检查提供了可能。如此的制度性规制也为政治丑闻的生产、揭露、公开、传播提供了制度化空间。
第二，竞争型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孳生政治丑闻，并使美国政治丑闻具有了工具性特征。
美国实行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以及候选人竞争和民主普选的选举制度，竞争并赢得选举的胜利是进入美国政坛的基本方式。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选举是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其它的还有议员选举、行政官员选举等。同时，政党在美国政坛的作用也并不重要，其主要职能和工作就是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中推举候选人，并在选举中获胜。两党竞争的焦点就在于总统选举。由于竞选机制的存在，金钱成为决定美国竞选活动胜负归属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总统竞选中，各候选人除了要在党内争取到候选人提名，还要在提名后在全国展开历时数月的争取选票的竞选运动，其中包括到各州作竞选旅行、广泛会见选民、发表电视演说、进行电视辩论等，这些活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才能展开。根据美国独立研究机构敏感问题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保守估计，2004年白宫和国会选举支出总和高达39亿美元，比上届选举花费高出近30％；其中民主党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共筹得了9.12亿美元，共和党总共筹得了10.3亿美元；而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的数据，2000年大选时，总统候选人筹集到的资金总额是5.28亿美元，1996年是4.25亿美元，1992年是3.31亿美元[4]。在这样的竞选机制中，竞选腐败成为美国政治腐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日趋严重。“参选的政党和候选人短期内需要大量的钱，而合法的和非法的个人和组织就会用钱来讨好他们，以达到某种协议，从而滋生了各种各样的寻租行为……有大量的案例显示，政治丑闻源于选战及其政党的非法融资行为。”[3]由于政党之间的相互倾轧，以及各类选举中的腐败现象，使得美国的丑闻也呈现出与党派之争和竞选活动的高度关联性。同时，为了能够在选举中打败对手，各党派都无所不用其极。挖掘和炒作对手的丑闻自然也成为可利用的有效工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克林顿夫妇一直陷于共和党的调查和指控当中。到了布什当政期间，又开始转为民主党揭露总统的一系列不良行为或者其他共和党高官的不当行为[5](P244)。如此不断地循环成为党派之争的规律。也使美国政治丑闻越来越具有工具性特征。
第三，自由独立的媒介制度是美国政治丑闻得以揭露和传播的保障。
虽然“丑闻”在美国政坛一直存在，但未能成为公众舆论的中心，也未能影响政坛的发展。早期的政治丑闻与大众媒介产生后的政治丑闻的最大区别则在于信息的“公开性”(publicity)，充分的“公开”是丑闻形成的必要条件[6](P19)。而作为技术存在的大众媒介并不能主动揭露和传播政治丑闻，其背后的制度属性是大众媒介发挥作用的关键。在美国，大众媒介以商业属性为主体，在体制上，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党派，常被认为是“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来引导公众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讨论，对政府权力实行监督。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到上世纪70年代调查性新闻，新闻媒体的独立角色和“揭黑”精神一度得到极高的赞誉。“水门事件”后的调查性新闻的兴起也使大量被掩盖的政治丑闻被揭露出来。这些丑闻之所以能够公之于众，与媒体的介入、调查和报道紧密相关。可以说，没有美国相对独立的媒介体制，就不会出现制度性的“揭黑”报道或者“调查性”报道，也就不会确立相对成熟的政治丑闻的报道机制。“透明政治是将丑闻政治化的外在条件，透明政治的关键在于政治监督和媒体自由。”[7](P85)在美国，“丑闻的产生不能离开大众媒体的参与；媒体不仅报道丑闻，更重要的是，常常发动调查来揭露丑闻”[8]。所以说，自由独立的媒介制度是美国政治丑闻得以揭露和传播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