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角色与责任 ——基于中层组织理论的视角
发布时间：2020-08-26 16:12:10 点击次数：177
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由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三个层次构成，其中中层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发达和多样化的中层组织可为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沟通提供对话的平台，预防社会冲突的发生。本文基于中层组织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大众传媒作为中层组织的可能性，指出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大众传媒作为中层组织，应担当起弱势群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平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提供渠道和空间。
关键词：集体行动;传媒;大众社会理论;农民工;弱势群体利益;弱势群体;角色
【摘要】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由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三个层次构成，其中中层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发达和多样化的中层组织可为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沟通提供对话的平台，预防社会冲突的发生。本文基于中层组织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大众传媒作为中层组织的可能性，指出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大众传媒作为中层组织，应担当起弱势群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平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提供渠道和空间。
【关键词】集体行动；传媒；大众社会理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方面，3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民收入翻番，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参与意识都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开始涌现，如失业与下岗问题、偏僻农村贫困问题、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和公共健康问题等。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使得以利益表达为动机的集体行动在我国的每个地方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几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我国社会已进入集体行动的多发期。面对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这是“改革危险期”的来临[1]；还有学者则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失业下岗、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表明弱势群体已经或正在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正在发生“断裂”[2]。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与社会舆情的建构工具，理应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做出努力。本文以美国政治学者康豪瑟（Kornhauser）提出的中层组织理论为切入视角，致力于探讨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角色与作为。
一、传媒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呈现：以农民工为例
当前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有城市低收入者、失业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从数量上来看，以近几年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为最多。为了考察传媒如何呈现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一问题，课题组选择了一家省级党报和一家省级都市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这两家纸质媒体5年内的农民工报道（获取样本量为：党报239篇，都市报226篇）进行内容分析，以管窥当前新闻媒体在呈现农民工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立场和视角，以及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被呈现”了怎样的形象，由此考量新闻媒体是否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机会与空间。内容分析结果表明：
（1）尽管农民工议题常常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议题，但媒体并未将此类议题作为重要议题加以处理。内容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两家媒体在春节前后都集中报道了农民工议题，但该党报的所有报道均未将此类议题置于头版，占据该党报头版的，仍为党政新闻；另一份都市类报纸，226篇农民工报道中仅有8篇（仅占总篇数的3.5%）报道被置于头版。由此可见，媒体在处理农民工题材的新闻报道时，多以追求其中的矛盾冲突（如讨薪中农民工与包工头的冲突、工伤事故中农民工与雇主的冲突等）为最大目的，而非着眼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2）农民工议题的媒介呈现，多以求职与就业、劳资关系与纠纷、生产事故或灾难等问题的形式出现，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简化为经济利益诉求，这样的报道占据了总报道量半数以上的比例，而对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文化教育诉求等较少涉及。毋庸置疑，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经济需求，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也需要拥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如参与社会管理、接受文化教育等。媒体将农民工作为单一利益诉求群体来报道，恰恰反映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甚至歧视：将农民工视作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生存、寄居于城市的“外来人”。另外，媒体将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全部症结集中于经济处境这一因素，则有意或无意遮蔽了农民工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其他因素。乔同舟等指出，农民工群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状况可通过“农民工—政府”、“农民工—雇主”、“农民工—城市（市民）”这三重矛盾关系来揭示，这三重矛盾关系也理应构成媒体对农民工议题进行呈现的核心内容[3]。媒体将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全部症结集中于经济上的弱势，将农民工的生存矛盾聚焦于“农民工—雇主”，而忽略了对新闻媒体话语实践有重要影响的政府和城市，恰恰是遮蔽了权力与资本对“新闻场”影响的本质。
（3）从报道视角看，媒体在报道农民工议题时多以各级政府或者官员作为对新闻事实切入或理解的角度，农民工作为利益表达的真正主体“被缺失”，自身利益“被代言”。倾听来自农民工的声音，从农民工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并以此作为选择和报道新闻事实的切入点，才能够真正反映这个群体的想法与呼声，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
（4）农民工议题的报道中，农民工被塑造成蒙受恩惠的弱者形象。内容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被关爱”、“被同情”的报道超过半数以上，特别是本次课题组选择的这份党报，这样的报道接近70%。以“同情”作为标尺为农民工形象定位，并不能推动社会主流社群对这一群体的认可、尊重和接纳；相反，将农民工形象单一化为缺乏主体意识的“沐恩者”，将会影响到这一群体社会身份的建构，以及主流社群对这一群体的认知、态度和情感。
综上所述，无论是党报还是都市报，虽然都有数量不菲的农民工报道（特别是在春节前后），但相对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等议题，关涉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农民工议题并未被作为重要议题加以处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简化为经济利益诉求，政治表达及文化教育诉求等被忽略；在农民工报道中，农民工作为利益表达的真正主体被“缺失”，农民工自身利益被政府及官员“代言”；农民工形象仍停留在刻板的、缺乏主体意识的“被关爱”及“沐恩者”形象上。由此可见，新闻媒体并未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公共表达的机会和空间，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如何帮助底层民众发出属于他们的声音，实现更为有效的话语表达，进而影响公共议程，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