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时代”与“百花电影”

　　【英文标题】The Blooming Age and the Blooming Film in China

　　【作者简介】郦苏元，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82

　　【内容提要】 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倡导创作自由言论自由。在这一方针鼓舞下，电影界兴起一股改革思潮，并涌现出一批创新之作。随着反右斗争和“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相继开展，“百花时代”夭折，“百花电影”凋谢。这一历史，留给人们太多的遗憾和思考。

　　【关 键 词】 “双百”方针 “百花时代” “百花电影” 反右斗争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在中国当代社会历史进程中，1956年春至1957年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当时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满足新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倡导和鼓励艺术上自由创作学术上自由探讨。后来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百花时代”，其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称为“百花文学”。①此时国产电影也涌现出大量创新之作，亦可称之为“百花电影”。所不同的是，由于生产周期较长，它们创作大都始于1956年前后，而完成于1957年和1958年。“百花电影”是“百花时代”的文化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艺术特色。波谲云诡世事难料，不久局势发生一百八十度逆转，“双百”方针名存实亡，“百花时代”随之夭折。“一夜大风来，香花变毒草”，许多影片转眼间被当做毒草而受到批判直至连根拔掉。②时间车轮已经转过半个多世纪，但“百花电影”的辉煌呈现及其悲惨结局，至今仍启发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检验和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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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花时代”是一个鼓噪改革追求自由的时代，给沉闷已久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些许早春气息，尽管短暂得一掠而过。③

　　农村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来。同时，经过多次批判教育运动洗礼，广大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发生重要改变，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认为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热情和劳动积极性，是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关键。国际上，苏共二十二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毛泽东以苏为鉴，探索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开展党内整风，克服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在这种国内国际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以调整党群关系，缓和社会矛盾。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四天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5月26日中央宣传部报告会上，陆定一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④9月份中共八大会议确认了这个方针。

　　“双百”方针的哲学基础，是承认世间万物多样性，强调事物在自由竞争中发展进化。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应当多层面多格局，呈现出争奇斗艳众声喧哗的生动局面，而不是一枝独秀众口一词。这个方针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文化形态自由发展，强调通过自由讨论、自由竞争而不是行政命令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同时它以一种开放和宽容的心态，信任并尊重知识分子，成为团结他们的情感纽带。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因而它“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⑤“双百”方针提倡自由选择，遵循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民主治国”的一项政策。⑥

　　尽管对这个方针有不同理解，甚至心存余悸，但出于改变现实改革社会的要求和责任，广大知识分子还是积极投身于“大鸣大放”中来。在座谈会、报刊上，纷纷发言撰文，各抒己见，献计献策。在电影界，《大众电影》《中国电影》发表一系列文章，上海《文汇报》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对电影工作方方面面进行检查，提出批评和建议。讨论涉及文艺方针、指导思想、领导作风、管理体制、生产方式以及导演创作、演员培养、电影传统等等，几乎无所不及。其中讨论最为热烈的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文艺工农兵方向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定的，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文艺必须遵循的创作方向和政治路线。由于理解上的机械狭隘，执行中的简单粗暴，出现了不少偏差和错误，人们对此早已啧有烦言。1949年关于“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就是一次质疑和挑战。这次讨论中，对文艺领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提出尖锐批评，“除工农兵外，把其他阶层的人写成主角，是被否定的。他们以为这样就算是‘工农兵影片’，实际上是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结果是题材狭窄、内容单调，有些写工农兵的影片，在工农兵观众中也不受欢迎”。⑦有人指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它可以解释做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也可以解释做电影只能描写工农兵”，从其实践来看，它既是教条主义的，又是宗派主义的。⑧讨论中普遍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是由社会主义文艺性质所规定，但为工农兵就必须写工农兵甚至只能写工农兵，则是完全错误的，反映了指导思想的僵化、绝对化，是造成整个文艺事业不能健康发展的关键。

　　批评击中了“工农兵电影”症结所在。现实生活丰富多彩，艺术家个性各不相同，群众审美需求多种多样，作为生活再现情感表达供人欣赏的电影作品，当然应该千姿百态不拘一格。为工农兵服务，意味着不仅要描写工农兵斗争生活，表达工农兵思想感情，而且还要运用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段和艺术形式，只有工农兵文艺才是最优秀的文艺。这必然会限制题材的广泛性，限制创作的积极性，限制形式的多样性，导致公式化、概念化泛滥，阻碍电影艺术多元发展。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本身带有明显的阶级偏见和功利主义，战争年代借以动员群众，和平时期为了巩固政权，都是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而非艺术发展之必然，与唯物论反映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都是不尽相符的。

　　(二)行政命令式领导方法

　　我国电影事业经过一系列改造，纳入整个国家体制和计划经济轨道，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行政领导部门的关心支持，保证了电影事业顺利发展，但事无巨细干涉过多，又会束缚创作生产的手脚。特别是衙门作风和瞎指挥，扼杀了艺术创作自由，伤害和打击了创作人员积极性。讨论中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管得过紧过严，集中过多”现象提出严厉批评，指出“今天的管理电影企业的一些方法，是以行政作为中心的领导方法，不符合电影艺术创作的规律”。⑨“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方法，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必要的，但当情况有所改变、客观现实提出新的要求的时候，不及时迅速改变，就会妨碍事业的发展。”⑩有人分析说，电影组织领导存在问题有二：一是以行政的方式领导电影创作，二是以机关的方式管理生产。“国家也需要对电影事业作通盘的筹划与管理，但管理得太具体、太严，过分的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则都是不适宜于电影制作的”，“管的人越多，对电影成长阻碍也越大。事实证明，当1951年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11)针对电影创作特点，有些人提出导演是“三军统帅”，应当建立以导演为中心的创作生产机制，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性。(12)一些制片厂以自愿为原则，组成以导演为中心的创作集体，实行“三自一中心”，对改革电影体制做了初步尝试。

　　改进领导改善领导，是个长久存在的话题。讨论中有人说：“我们迫切需要领导，需要合乎艺术规律的领导。”(13)改进领导首先是改进领导思想，思想观念正确了，方式方法也就得当。人们所希望的电影领导，应该懂得电影制作是一种思维活动和艺术创造，尊重艺术家的独立思考和艺术个性，充分发挥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能够为电影创作生产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生态环境和艺术气氛。多听意见，少发指示，多引导，少强制，多协商，少命令，做促进电影发展的推力，而不是妨碍电影前进的阻力。

　　(三)正确对待电影传统

　　在如何对待和评价电影传统问题上，讨论中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电影是舶来品，不像戏曲土生土长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不存在什么大不了的电影传统。“工农兵电影”不可能在过去那些资产阶级电影中生长出来。这种意见遭到多数人严词驳斥，被指责为是一种数典忘祖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有人指出，过去的中国电影有着“优良的、进步的艺术传统”，“在思想性上代表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在艺术上符合了人民对情感上和审美观念上的起码愿望”，受到观众喜爱和欢迎。(14)故此，对前人呕心沥血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不能简单粗暴地采取“一把火烧掉主义”和“一锄头砍掉主义”，那样做是十分错误而有害的。(15)有人责问道：“从中国影片《孤儿救祖记》起到今天有过多少成功的电影？从阮玲玉到今天有过多少成功的演员？”解放后对此一概闭口不谈。(16)有人分析，“退一步说，中国电影便是没有传统，那么，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从‘明星’到‘联华’，到‘电通’‘长城’，是否也还有比较好的经验呢？在制片，在组织创作，在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发行等方面，是否也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呢？”(17)电影传统得不到尊重，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电影工作者当然也就得不到应有重视。一些导演特别是不少著名演员，纷纷诉说自己多年来饱受歧视分配不到工作的苦闷和怨愤。大家认为对电影传统一味抹杀是不对的，全盘肯定也是错误的，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和力量，来发展社会主义电影事业。

　　讨论中强调指出对待传统就是对待历史。否定历史抹杀历史，是非历史和反历史观点。中国电影在与本土文化融合过程中，成千上万电影工作者付出了种种艰辛和聪明才智，难道不应该受到肯定和尊重，他们的经验不值得借鉴和汲取！电影局主持将包括《孤儿救祖记》在内许多留存影片当成文化垃圾予以销毁，使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毁于一旦，这种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却从未有人追究过。(18)夸大左翼电影和延安电影的成绩和影响，津津乐道共产党领导电影的革命传统，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只承认自己，不承认别人，表现出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充满“夜郎自大”的无知和“唯我独尊”的霸道。从根本上说，割断历史是为了重建历史，否定别人是为了肯定自己。“工农兵电影”平地一声雷，拔地而起，世上独一无二，谁说“今不如昔”！(“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言下之意“今不如昔”。)

　　在“双百”方针鼓舞下，电影讨论的展开，对当时电影工作进行一次全面反思和检讨。意见和建议尽管基本停留在字面上和口头上，但产生巨大的舆论造势和气场，推动电影工作的改进。电影领导部门表示听取和采纳各方面意见，准备着手改革工作。(19)但是它的真正成果，是促进了电影创作，一批体现“百花时代”精神的影片脱颖而出，这就是“百花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