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在场”与话语困境 ——以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为例
发布时间：2020-08-14 16:30:10 点击次数：264
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是电视传媒中最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特别表演。电视媒体属于大众传媒中的一种，显著的视觉效果使其成为传媒中影响力较大的媒介之一，而电视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一种特别的形式，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拥有较高的收视率和较大的受众面，无疑会对“受众”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传统社会角色期望女性应该具备女性气质，教化女性端庄贤淑、文静内敛，而喜剧演员在表演过程中需要展现滑稽、夸张的形象同社会角色所期待的女性气质相悖。语言类节目中的情节取向和人物职业设置，“将女性的职业认同和工作表现优劣归结为性别意识，期待女性观众逐渐将电视中被扭曲的女性形象植入内心，接受自身在男权中心秩序中的附庸地位”[7]。
关键词：女性;节目;春节晚会;语言类;男性;央视春节;社会性别;小品;角色;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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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众传媒虽然是传播和导向的有效手段，却经常有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在其中，例如性别歧视。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是电视传媒中最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特别表演。有趣的是，央视的特殊地位和贴近群众的表演都没有使其脱离社会性别意识的泥沼。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共三十一届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语言类节目进行研究。上述的研究结果在历史维度的刻板印象、时间维度的阶段划分、空间维度的情节取向以及逻辑维度的追根溯源中反映出传统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依旧根深蒂固。更重要的是，春节晚会中所体现的社会性别偏见竟然呈增加趋势。新的性别制度应该建立在新的话语之上，结构上的性别平等意识还需得到重视和提高。
关键词：大众传媒/社会性别意识/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
作者：保虎 张萍萍
简介：保虎，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萍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信息传播得更加便利、迅速和广泛。如果能合理利用其优势，发挥其有利的导向功能，在社会性别方面会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但是通过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众传媒的发展对性别意识的改善并没有明显效果，相反，在个别层面上有所倒退。与女性相关的话题、栏目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女性的需求、生存状态和自身的发展，反而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分工模式，将女性进一步物化和贬损。电视媒体属于大众传媒中的一种，显著的视觉效果使其成为传媒中影响力较大的媒介之一，而电视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一种特别的形式，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拥有较高的收视率和较大的受众面，无疑会对“受众”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之所以探究央视“春晚”中的社会性别意识问题，发掘央视“春晚”中社会性别意识的偏差，解释央视“春晚”中社会性别意识偏差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偏差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对受众以及实现性别平等的影响，是因为了解意识形态、民俗文化以及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等因素在现实中所反映的社会性别意识偏差，意义重大而深远。因为只有正确认识到媒体在性别意识偏差中所占的作用、地位和表现，才能消除两性差异和不公平的社会性别意识。正如《女性学概论》中所指出，“社会性别差异是可以改变的，这需要女性主体意识和全社会平等意识的觉醒”。[1]
一、气质建构在历史维度上的刻板印象
社会性别观念分别为两性安排了不同的培养方向，从而按照不同的期望对两性的选择、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进行建构。事实上，坚毅、温柔、体贴、有进取心、感性、理智等气质和性格特征是因人而异，而不是生理性别决定。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导致了一系列性别偏见和不公平，理应引起关注。特别是在九五世妇会之后，提出了传媒与性别问题，大众传媒应该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引导大众对两性气质和关系的重新认识。而央视春节晚会受众面广，具有一定的官方权威性和较大的影响力，本应该发挥其优势，但是在央视春节晚会的语言类节目中，不仅重现了男刚女柔的两性形象，而且还夸大了这一差别。而节目中时常会出现性别特征互换的情节，以性别错位的荒诞为笑点博得观众的共鸣，反而在无意中强化了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势。
社会性别观念通常认为男性应该具备勇往直前、责任心强、粗犷、坚强等气质，他们应该将生活重心定位在社会上，不拘泥于家庭。并且相信这些社会建构的特征是本质上的、天生的。男性从出生开始，也是性别社会化的开始，就被期望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们的哭泣可以被成年人解读为愤怒而不是胆怯或伤心，他们的细腻体贴可能不被认同，他们的家务劳动和照顾他人可能被纠正，甚至在血缘宗法观念泛滥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生殖器官会被看作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显得高贵。这些观念除了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被个人内化习得之外，也可以通过媒体的强化和引导影响他人。
当一个男孩表现出刻板印象中的女性特征时，比女孩表现出男性特征更加令人沮丧，因为男权文化灌输给人们的评判标准就是男性的特征比起女性特征似乎更加高贵，更有利于一个人的成功。其中的典型是“男孩危机”的提出，有人建议幼儿园应该多招男性教师，女性教师过多使得男孩子缺乏阳刚之气。可是男权文化自古将抚养教育孩子的任务安排给女性，父亲在家庭的角色和功能严重缺失，不得不令人质疑，“男孩危机”的提出和建议是为了挤压女性在社会上的空间，把资源更多地分配给男性，还是为了面对社会性别的逐渐淡化而产生来自男权社会的恐慌。与其说“救救男孩”，不如赶快“救救央视”。
提到与男性相对的社会性别，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女性这个概念。当然，笔者并不希望给予它什么特殊化色彩，但是自古以来社会建构却赋予了“女性”以特殊性。例如大家常见的，带有“女”字旁的“她”特指女性，而“他”具有普遍性，可以泛指或同时代表男性和女性。再有各种特定名称，像女警察、女企业家、女王、女博士、女政治家、女英雄等名词都仿佛将女性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从所有角色中抽离出来。如果大家仔细思考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在讲到一个人的身份时，如果特别注明男警察、男英雄、男皇帝、男政治家、男老板，等等，是否大家会感觉你很奇怪很另类？难道女人除了乖巧孝顺父母的女儿、辅佐支持丈夫的妻子、无私养育子女的母亲这些角色之外，扮演其它角色时就要强调一下吗？还是这些称谓约定俗成是准备给男性的，对于女性来说是特殊的“兼职”，是意外收获的身份？难道只有“贤内助”、“内人”甚至象征对女性容貌高度重视、充分反映男性特权之一的凝视权的“红颜”才能是女性量身定做的名词？在很多人看来，可能都再正常不过了，就好像每天吃饭睡觉一样，没必要质疑。这是男权社会下他者身份的反映，正如波伏娃所说，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他者为了主体而进行自为存在，这是“第二性”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