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回归与文化开掘：我国体育电影发展进程探析
发布时间：2020-08-14 16:30:10 点击次数：154
针对此现状，中国体育电影未来的发展应突出体育元素的主体地位，邀请体育明星本色出演、增强吸引力，努力讲好体育故事。
关键词：体育电影;体育;文化;电影;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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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电影是我国重要的类型电影之一，但在发展过程中负载了太多其他社会层面的使命，体育本身的主体地位反而不明显。电影《破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体育元素在影片叙事进程中担当了核心角色，实现了体育类型电影中的本体“回归”；不过，《破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体育电影面临的困境，体育电影拍摄难度大、角色运动技能要求高，且容易受伤、投资不菲、票房难以保证等因素直接阻碍了体育电影的全面发展。针对此现状，中国体育电影未来的发展应突出体育元素的主体地位，邀请体育明星本色出演、增强吸引力，努力讲好体育故事。
【关键词】体育；体育电影；类型电影；体育文化；跨文化传播
2015年夏季发生的两件事，可能会深刻改变我国体育电影目前的走势：一是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季奥运会成功，人们普遍预测这将推动我国体育电影迎来又一个发展高峰期；二是体育电影《破风》上映，并在《捉妖记》《小时代4》《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大片云集的暑期档里取得了不俗的市场业绩，票房收入突破1.45亿元，而《破风》突出的特色之一，便是大量使用了真实的自行车运动镜头。
两者的交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我国体育电影的未来：随着体育运动日渐成为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体育电影将逐步剥离其负载的其他社会层面的使命，回归到“真正的体育电影”，即体育元素将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成为叙事的中心和主体，将体育精神——团结、拼搏、求胜、奋斗等真正构筑成电影的筋骨与灵魂，同时进行深入的文化发掘，促使体育电影成为我国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一、体育电影的类型化与“非中心化”
国内第一部关于体育运动的电影是1928年的《一脚踢出去》，由第一代导演张石川和左翼作家洪深执导，影片还涉及踢假球的情节。此后，体育电影逐渐形成了类型化的特点，有学者曾以20世纪30年代出品的《体育皇后》为例，分析其具有类型电影的特征：叙事上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视听技巧上，文武戏搭配，文戏（生活／情感）和武戏（训练／比赛）各具特色，而又统一在完整的影片中。［1］从此，体育电影成为我国一个颇为重要的电影类型。
不过，从电影《体育皇后》开始，我国体育电影对运动员个人生活故事的刻画超越了竞技体育本身。换言之，体育并非“本体”，而是表层的“用”，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体育电影的“本体”时常发生变迁——时而突出政治维度，强调思想性，以展示爱国主义、振兴中华为重点，将运动员等同于劳动模范等人物来描绘；时而注重时代维度，将体育作为描写现实生活、时代变革的点缀物；时而强化娱乐维度，坚持娱乐至死，以求愉悦观众，追求票房收入的最大化。
在我国体育电影史上留下辉煌一笔的影片《女跳水队员》是强调思想性的典型，该片主要讲述一位跳水女选手通过刻苦训练，并在教练、队友和家人的鼓励支持下提高思想认识，终于突破心理障碍、攻克难度动作的故事。这部电影取材于真实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跳水界勇于挑战高难度动作、不断提高竞技水平的奋斗历程。电影《沙鸥》的叙事同样没能脱离“爱国、拼搏”的主题，主人公沙鸥是当时在世界排坛崛起的中国女排的“艺术化身”，腰部严重损伤后沙鸥仍刻苦训练，却遗憾地只取得了世界大赛的亚军，在经历痛失金牌、痛失丈夫的双重打击后，她没有被打垮，而是坚持回到运动场，当上女排教练，最终女排在比赛中夺冠，她则付出了双腿瘫痪的代价。此外，《沙鸥》以纪实和长镜头美学闻名于中国电影史册，这使其在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百部优秀电影”评选中荣耀上榜。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前，振兴体育几乎成为民族复兴的代名词，因此才出现了中国男排逆转击败韩国队（当时称南朝鲜队）后，北京学子激情高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的景象，而同期内地体育电影也大都把体育比赛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紧密联系起来，片中主人公奋力拼搏、用赛场上的胜利洗雪旧中国“东亚病夫”的耻辱，支撑他们信念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尊严。实际上，这一传统延续至今，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上映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讲述短跑名将刘长春“单骑赴会”，独自一人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故事，全片突出表现的仍是他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
突出时代特色，以体育映射时代变迁、时代风采的电影也不少，如导演了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电影《女篮五号》的谢晋在近50年后再度执导其姊妹作《女足九号》，该片表现的是当代女运动员的精神风采——名为女足，实际是对新时代女性顽强拼搏精神的颂扬。有人曾提出《女足九号》是以孙雯为原型拍摄的，但谢晋称自己构思这部足球题材电影时，想到的是揭示一个群体、一个团队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缩影，《女足九号》的人文意义已超出了体育本身。当时的中国女足绰号是“铿锵玫瑰”，她们那种勇于牺牲、敢于拼搏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后，一批“无厘头”的体育娱乐片陆续播放，比较典型的有《京都球侠》《大灌篮》和《少林足球》等，这些电影的共同特点是注重故事情节的娱乐化，以及演员的偶像化。虽然其涉及的体育项目不一，内容也各有千秋，但体育在影片的叙事中完全背离了其原有特质，成为搞笑故事情节的重要“推进剂”，这些影片更多的是将体育当成了噱头，使之成为取悦观众、博取票房的工具，对体育精神的阐释则明显不足。
目前体育电影在中国的地位显得特殊而尴尬：一方面它是彰显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拼搏精神最重要的文艺载体之一，甚至负载着许多本应由其他电影类型承担的社会功能，因而不少体育电影社会影响巨大，以武术为表现载体的《少林寺》《武林志》等电影更引发大众争睹的狂潮，成为当时的“现象级影片”；另一方面，由于背负了太多社会使命，中国体育电影往往侧重于展现人物的生存困境、内心矛盾等，大量篇幅被用于描写运动员体育之外的社会生活，在电影表现技法上与其他类型影片差异不大，未能集中力量拍摄激烈、精彩的竞技场面，体育始终没有成为影片的本体和主体，更没有把紧张、激烈的竞技场景作为核心叙事环节进行艺术化的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体育电影应有的艺术冲击力。由于中国体育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抽掉了“体育”这个核心要素，表现出较明显的“去中心化”态势，使得许多体育电影甚至可以用其他类型电影来替代，如1981年摄制的《沙鸥》显然有配合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的印记，如果不考虑该因素，将主人公沙鸥的职业更换成医生、科学家等，无须改变叙事模式和结构，影片仍然能够成立，且变化不会很大。
从实践来看，中国体育电影人长期纠结于一个问题：体育电影究竟该让紧张、刺激的竞技内容唱主角，还是单纯借用体育项目做“背景”与其他类型嫁接？在当下的娱乐化浪潮中，后者显然占据了上风。在许多影片中，体育都只是个噱头，真正表现的是青春、爱情和喜剧，抑或是理想、爱国、民族精神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编剧、导演等创作人员的体育经历有限，难以在银幕上真实再现动人心魄的竞技场景，为弥补这一致命缺失，干脆用其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内容和叙事模式来填充，导致体育电影丧失了它最该具有的体育维度，即如何真实反映体育运动的景象和运动员的生存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