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出版发行探析
发布时间：2020-08-14 16:30:05 点击次数：378
抗战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业发展的繁盛时期，当时陕甘宁边区的 “红色图书”出版既为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做出积极贡献，又为与国民党文化战线斗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文化基础。系统梳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问题，对推动当今图书发行事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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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抗战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业发展的繁盛时期，当时陕甘宁边区的 “红色图书”出版既为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做出积极贡献，又为与国民党文化战线斗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文化基础。系统梳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问题，对推动当今图书发行事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项目编号: 10BKS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抗战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业发展的繁盛时期，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红色图书”出版既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又为与国民党文化战线斗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文化基础。近年来，国内党史学界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史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报纸和期刊，而对 “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问题则缺乏系统研究，主要体现在: (1) 对 “红色图书”出版的组织机构及图书题材种类等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 (2) 对 “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等方面史料挖掘得不够全面； (3) 对该时期 “红色图书”出版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有待拓展等。本文试图立足于较为详细历史档案资料基础上，对抗战时期 “红色图书”出版发行的发展脉络问题作系统梳理和剖析，相信对正确认识它的历史影响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 “红色图书”出版的社会环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史大致可以分为上海时期、苏区时期和抗战时期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其中，抗战时期的出版业是在沦陷区出版业严重萎缩、国统区对进步出版业严酷摧残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业发展的繁盛时期。
抗战时期 “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进入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轨道，其首要原因源于党对出版工作的高度关注。
自建党伊始，我们党就十分注重图书的宣传与利用，把出版当作在战争年代配合武装斗争的另一条重要战线。到抗战时期，党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陕北根据地的相对稳定，为党的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外部环境。中央对出版工作作出了系列具体指示，1939 年中央发布 《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 “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译各种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1］。1940 年 10 月，中宣部和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布 《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指出文化团体要 “介绍、研究、出版、推广各种文化产品……组织文化人向各地报章杂志写稿。介绍并递寄他们的作品或译著到全国性大书局出版”［2］。1941 年中宣部又发布 《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 “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3］在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下，陕甘宁边区的 “红色图书”出版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该时期党的 “红色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得以较快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中央实施较为宽容文化政策背景下，来边区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智囊”作用。
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号召下纷纷奔赴延安，形成了抗战时期特有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不乏一大批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活跃在文艺界、理论界和学术界等领域，如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张如心、王学文、王思华、何锡麟、徐冰、柯柏年、曹订等。“当时经典著作的出版中心已转移到革命的圣地延安，这就为有系统地大量翻译和出版这类书籍创造了较过去大为有利的条件”［4］，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优秀创作者队伍，为延安的 “红色图书”出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书稿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