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事件”再研究：南京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

　　【作者简介】何扬鸣，浙江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杭州　310000）。

　　【内容提要】“新生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影响与南京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不管从内政的角度，还是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南京政府对“新生事件”发生都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新生事件”发生后，面对日本方面的压力，南京政府作出的反应是一味退让，逆来顺受，同时为了自己能摆脱困境，竟不顾信誉地诱骗杜重远。第三，“新生事件”以后，南京政府片面地吸取教训，继续坚持和强化文化专制主义。

　　Nanjing government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New Life Event". Firstly, Nanjing government was undoubtedly responsible for the happening of the "New Life Event" no ma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affairs or diplomacy; Secondly, facing Japanese government's pressure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New Life Event", the response of Nanjing government was blindly making concessions and being resigned to adversity. What's worse, it inveigled Du Chongyuan in order to get rid of predicament regardless of its reputation; Thirdly, Nanjing government learned lessons unilaterally after the "New Life Event", continued to persist and intensify cultural autocracy, which made people express more detesta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the "New Life Event".

　　【关 键 词】 《新生》 杜重远 “新生事件” New Life Weekly/Du Chongyuan/"New Life Event"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第二卷第15期上有一篇《闲话皇帝》。这是一篇随笔，泛论了包括世界上古今中外的皇帝，特别是那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立宪，其中也涉及日本天皇，说他是“一个古董”，是日本政府用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的工具。中国现代史上一件重大事件——“新生事件”由此引发出来了。

　　然而，学界对“新生事件”一直少有客观和细致地研究，众多论著政治色彩重于理性思考。笔者将论述南京政府与“新生事件”的关系，看南京政府在事件中到底该承担什么责任，有哪些教训值得关注。

　　一、事件前对民主自由的压抑

　　“九·一八”事件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国统区，新闻界也强烈地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的政策和要求民主自由。在国内外各种矛盾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南京政府没有及时地调整政策和策略，依然对人民的抗日民主要求实行压抑和打击。在新闻界，南京政府继续实行和强化新闻统制政策、文化专制政策，具体的表现就是对《生活》的处理和对《新生》的态度。

　　《生活》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刊物，1925年创刊于上海，邹韬奋第二年接任主编。“九·一八”事件以前，《生活》揭露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等贪官污吏剥削挥霍的丑行，抗议日寇制造“济南惨案”的暴行。“九·一八”事件以后，抗日救亡和社会主义倾向在《生活》中占了主要地位。它不仅积极报道和发起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还经常尖锐地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压制抗日言论的行径等。“《生活》周刊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邹韬奋）。[1]《生活》的变化和行动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拥护。

　　然而，南京政府却对《生活》头痛不已。起初，他们试图收买邹韬奋，示意要派人驻《生活》“指导”言论，后来又改用高压手段，如禁邮和查禁《生活》，逮捕邹韬奋等。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出国，《生活》由胡愈之、艾寒松等主持。同年12月，《生活》以同情福建人民政府的罪名被封闭了。《生活》的最后一期，刊载了邹韬奋早在一年多前就写好的告别信：“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与读者从实际方面努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2]

　　《生活》封闭后不到两个月的1934年2月10日，一家名为《新生》的周刊在上海创刊了，并很快受人喜欢，每期销量达10万份，占全国刊物的第一位。《新生》的创办人是东北著名的实业家杜重远。1934年4月5日，邹韬奋在给戈公振的信中说：“《新生》确为《生活》后身，乞兄为之撰文。表面上由杜重远负责，一切均仍旧贯，编辑仍由艾兄负责，发行仍由徐兄负责也。”[3][徐兄即为徐伯昕，艾兄即为艾寒松，均为原《生活》的骨干，邹韬奋的得力助手。《闲话皇帝》就是艾寒松以“易水”的笔名写的。

　　《新生》的式样与《生活》十分相似，第一期由生活书店赠送给《生活》的老订户。所以，一些读者误以为《新生》是《生活》的复刊，杜重远不过是邹韬奋的化名。更重要的是，《新生》之所以是《生活》的新生，就因它“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4]依然坚持了《生活》的方向，就像它的发刊词所说的那样：“本刊的宗旨是光明正大的，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本刊的态度是无偏无党的，站在一般民众的立场”，“本刊不顾艰困，不辞劳瘁，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努力，以求实现中国民族的新生。”①

　　《新生》有几个特色专栏，如“老实话”、“街头的讲话”、“读者信箱”等。“老实话”相当于《生活》的小言论，刊于每期的卷首，由杜重远个人署名。《新生》的发刊词即为“老实话”的开篇。“老实话”虽千字左右，但总是以读者最为关心、最希望知道的事件进行议论。73期“老实话”所议论的内容各不相同，但重心是抗日救国。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老实话”也作了极其尖锐的抨击：“不管政府诸公怎样巧妙的掩饰，我们这国土，是老早就在一块一块地零量出卖着。只是因为零卖还嫌不爽气，所以现在正打算批发出卖呢！”②“老实话”很受读者的瞩目和欢迎，而南京政府却对它极为反感，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老实话》不要说得太老实了罢，当心得罪了洋奴，触犯了权贵！”③然而，“老实话”始终不失自己的战斗风格。《新生》被迫停刊的最后一期上，“老实话”也是杜重远在1935年6月30日所写的，它说：“本刊为反帝而创办，尽反帝的使命，现在又为反帝而牺牲，这牺牲是光荣的，我们所乐意的。……亲爱的读者诸君，请记住过去的屈辱，认定正确的路线，鼓起斗争的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让后代的人们知道，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5]

　　很明显，《新生》周刊和《生活》周刊一样，都是国内外各种矛盾发展的产物。《新生》不仅其宗旨、方向，就是其人员也与《生活》一脉相承。《新生》爱国抗日、坚持真理的表现，不仅日本人咬牙切齿，就是国民党当局也早感不快。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即使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干涉，国民党当局也会找机会、找借口来干预《新生》的。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新生》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各种矛盾重新组合、发展的产物，也是南京政府面对这一切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对民主自由进行压抑的产物。由《新生》而引起的“新生事件”也是这一切的产物。

　　要研究南京政府与“新生事件”的关系，还必须涉及这一事件的总根源，即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国民党上台后，在国统区逐渐地实行了书报检查制度。1933年，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所有书刊报纸均须于发刊或出版后，呈送中央宣传委员会暨各省市党部审查。同时还通过邮检的办法，暗地里将进步书刊报纸查扣没收。1934年年初，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率先在上海将过去的“书刊检查”制度改为出版前“原稿审查”制度。“图审会”设立主任委员一人，由中宣会主任秘书方治兼任；副主任一人，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长姜怀素兼任；秘书一人，由中宣会文艺科总干事项德言兼任，负“图审会”的实际责任。“图审会”下设文艺、社会科学两个审查组，组长由中宣会总干事钟宪民、朱子爽分别担任，中宣会文艺编审两科的干事陈煦、张增益担任“图审会”的审查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调来王新命、戴鹏举等人协助审查及联系等工作。

　　《新生》创刊后，就一直由张增益负责审查。当初在审查《闲话皇帝》时，张增益认为文章事关日本天皇，要郑重对待，就去和朱子爽商量。两人研究后认为文章虽然涉及日本天皇，但只是推重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审查标准没有矛盾，决定放行。因此，《闲话皇帝》上盖有“审查讫”的图章。同时，《新生》第二卷第15期上也印有“中宣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证第一五三六号”的字样，准许出版。5月4日，该期的《新生》出版后复审，并按惯例寄一份给国民党中宣部复审，均未发现问题。

　　据日本的国情来看，《闲话皇帝》对日本天皇评述是有点调侃的味道（这是过去所有“新生事件”的研究者所忌讳提及的）。但它符合基本事实，也击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要害。相比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侵略中国的事实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相比于日本天皇对这一切应负的首要、全部责任，《闲话皇帝》实在不足为道。碰巧的是，“新生事件”期间，上海《字林西报》披露了一件与“新生事件”相类似的事情。美国《时髦社会》（Vanity Fair）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日本天皇拖着一架炮车，车上载有“诺贝尔和平奖”的证书。日本外务省认为该画蓄意侮辱天皇，对美国提出了抗议。美方认为，政府对于出版物不负任何责任，对日本的抗议不予理睬。而漫画作者格罗泊则表示，该画的目的就是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至于日本持何种态度，他管不了那么多。日本对此无可奈何。

　　与美国《时髦社会》那副漫画相比，《闲话皇帝》太温和、太客气了。与日本对美国的态度相比，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太强横、太霸道了。但是，再与美国政府对其国内新闻舆论的政策相比，我们也必须承认，《闲话皇帝》一文本可当做民间行为来应付日本政府的抗议，是南京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才使得它成为政府必须负责的政府行为。不管从内政的角度，还是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南京政府对“新生事件”都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图审会”这一原本用来对内的机构，却引发了重大的外交事件。因此，怎样否认《闲话皇帝》是经过审查的，怎样摆脱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就成了南京政府的头痛问题。南京政府后来做的事情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