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报刊经营理念的启蒙：从“新知编译社”到“新知书社”
发布时间：2020-08-14 16:30:05 点击次数：122
对成舍我的研究文章中，有关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的讨论并不多见，有涉及者也甚少论及对日后成舍我报业经营及管理等具体实践措施的影响。然而成舍我在现代中国报刊史的历史定位，有关经营、组织及管理面上的影响才是具有重要的分量，而不是他的报刊思想。事实上，参与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对成舍我日后报业的经营还有更大的影响，那就是日后报业经营的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和当时参与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的人员有关。本文将针对成舍我早期于北京大学的社团活动，从新知编译社到新知书社的探讨，来剖析成舍我报业思想的源起与动机。
关键词：成平;成舍我;新知编译社;新知书社;北京大学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The Early Experience of Cheng Shewo's Journalism Practice: From The New Knowledge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to The New Knowledge Book Association'
【作者简介】唐志宏，彰化建国科技大学产业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台湾新北市 23147）；李明哲，世新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中国台湾台北市 116）。
【内容提要】对成舍我的研究文章中，有关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的讨论并不多见，有涉及者也甚少论及对日后成舍我报业经营及管理等具体实践措施的影响。然而成舍我在现代中国报刊史的历史定位，有关经营、组织及管理面上的影响才是具有重要的分量，而不是他的报刊思想。事实上，参与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对成舍我日后报业的经营还有更大的影响，那就是日后报业经营的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和当时参与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的人员有关。本文将针对成舍我早期于北京大学的社团活动，从新知编译社到新知书社的探讨，来剖析成舍我报业思想的源起与动机。
Cheng Shewo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journalists and became famous for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journalism organizations. However, it is less seen in academic researches to discuss what reasons and what situations had effects on Cheng's talent to become a great manager rather than a great journalist. In the paper, it is proposed that Cheng's experience on New Knowledge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xinzhibianyishe）and New Knowledge Book Association（xinzhishushe）was the great source for hi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his friends connected with New Knowledge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and New Knowledge Book Association later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workers of his publication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Cheng's experience on and activities with New Knowledge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and New Knowledge Book Association.
【关 键 词】成平 成舍我 新知编译社 新知书社 北京大学 Cheng Ping/Cheng Shewo/New Knowledge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New Knowledge Book Association/Peking University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作为一种新形式的传播工具，“报刊”在中国近现代报业史的发展，产生了两种迥异却又互有历史关联性的模式：晚清模式——学会/政府/报刊；民国模式——大学/新闻/出版。[1]两种模式的转变，意味着民国知识群体在汲取西方经验后，逐步将自我传统经验与西方经验相互结合，运用于“报刊”实践上，并将其转换成独具形式的现代化意涵。同时，反映在知识群体这个角色上，就是传统的士阶级，逐次被新型知识分子所取代。[2]这种背负传统又承袭西方的历史包袱，使民国时期的报刊形式，呈现出有别于晚清时期的特质。
以“报刊”的定位而言，从晚清过渡到民国这两个阶段发生的演变，代表着“报刊”的产制、从业人员的观念、内容编辑、形式概念、甚至是广告的态度，两个阶段都有其大相径庭的差异性；同时也标示着两个时期迥异的时代背景。当帝王制度走向议会政治，当舆论的位阶被重新调整，当大众的需求被知识阶层接受成为一种民意的展现，知识阶层与政府的对立性，与焉成形，此时便宣告着原本被定位为“喉舌”（启民智）的报刊，逐次转成监督政府的“耳目”（第四权）。
在报刊实践的展现上，这当中颇为特殊的人物，可以以成舍我作为代表。严格说，成舍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而进入中国近现代新闻史。自始他是一个怀抱着报业“托拉斯”的想法，试图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施加影响，而被载入这段史册的“媒体知识分子”。[3]也就是其报刊的实践意识，占其报业活动的主要部分。因此，寻求成舍我的报刊思想源起，对于明了其整体的报业活动，实在有其重要性。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成舍我其实践意识缘起的主要因素，文章将着重以他在北大学生时期所创办的两个学生性社团——“新知编译社”与“新知书社”作为主要分析的场域，进而了解成舍我早期出版事业活动的情况。
二、报刊思想的启蒙标竿
寻求成舍我现代报刊思想的启蒙标竿时，在其成长过程里有三项较为明显的标记，可是我们很难精确指出他走向现代报刊之路，在这三者中间，究竟何者较具影响力。是幼时的家庭经验，抑或是早年从事编辑工作经验的积累，或是北大就读时期，受到北大思想的启迪？比较可能的是，幼时的成长经验，使他初次认知报刊的影响力，进而产生兴趣；[4]青少年时较早接触的报刊编辑、校对工作经验，则使其在报务工作上，慢慢理解报业实践的内容；而比较完备的报刊实践经验的养成，则与北大学生时期浸濡于多元文化校风有关，以及当时流行于校内的新闻性社团的影响，使他能在当时的文化运动氛围里，以实践的方式，自行办理出版社、翻译社，以及企图办理报刊，逐步地了解出版程序、组织管理、股份运作，进而建构自己未来的报刊实践方式和经验准则。
成舍我1918年9月7日获准入学北京大学中文系。[5]1921年在北大创办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翻译与出版学术性书篇。在对成舍我的研究文章中，有关“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的讨论并不多见，有涉及者也甚少论及对日后成舍我报业经营及管理等具体实践措施的影响。然而事实上，参与“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对成舍我日后报业的经营影响甚大，日后报业经营的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和当时参与“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的人员有关。从一个更广大的历史视野而言，这群人形成了日后中国报业界内的某一特定“媒体知识分子”群体。因之，对新知书社和新知编译社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根据其好友吴范寰的回忆：[6]成舍我在北大时，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影响，有很强的独立性，从不愿依附他人。[7]因此，他在北大时，从其参与社团和组织的态度，就展现了这种很强的独立性。[8]他并不以兴办学生性质的组织为兴趣，也不以新闻学理论架构为规范，而是直接跳过学生那种非营利只谈理想性的社团性质，直接创办了两个以出版事业为主体的组织：一是新知编译社，一是新知书社，来逐次累积自己的出版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