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北京舆论环境对《新青年》在京时期思想传播的积极影响
发布时间：2020-08-14 16:30:05 点击次数：172
《新青年》杂志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它的成功除了来自北大教授的同人编辑，还源自于北京舆论环境带来的积极影响。本文把舆论环境划分为政治气候、世界思潮、区域文化、媒介生态、意见领袖、受众分层六个方面，通过逐一分析力图揭示《新青年》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舆论环境;新青年;思想传播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The Positive Impact of Loc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on the Spread of New Youth's Ideas during Its Period in Beijing
【作者简介】林荣华、郭城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研究生（南京 210003）。
【内容提要】《新青年》杂志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它的成功除了来自北大教授的同人编辑，还源自于北京舆论环境带来的积极影响。本文把舆论环境划分为政治气候、世界思潮、区域文化、媒介生态、意见领袖、受众分层六个方面，通过逐一分析力图揭示《新青年》成功的原因。
New Youth magazin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it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Its success derives from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colleagues of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s in editing,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public opinion in Beijing.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consists of six factors, including political climate, world's thought, regional culture, media ecology, opinion leaders and audience stratific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success of New Youth via analyzing each of the factors.
【关 键 词】舆论环境 新青年 思想传播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New Youth/communication of concept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天时：政治气候与世界思潮
《新青年》被称作“五·四的总号角[1]。不少观点认为《新青年》的成功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赶上了中国亟待思想启蒙的大好时机，是“时代造就了《新青年》，时代将《新青年》培养成为一个最响亮的民族喉舌”[2]。由此可见，在时间取向上有着《新青年》成功的原因，重点体现在政治气候和世界思潮两个方面。
（一）政治气候——《新青年》北上入京的立足前提
《新青年》在京时期的政治气候较为温和，解冻的舆论、宽松的法律，哪怕是后来加剧的管制都为其在京立足提供了支持。
袁世凯帝制被迫撤消后，全国舆论一片倒袁之声，北京舆论界开始解冻，公共舆论处于一种无法被监控的真空状态，中国报业迎来了第二个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3]，一些新创办的报纸乘机出版，使报纸种类更多、涉及面更广[4]。至1916年底，全国报纸从130—150种增加到289种，同比增加了85%[5]。然而到1917年9月，段祺瑞当政后又加紧了对新闻出版事业的迫害：一方面重申袁世凯当政时期制定的《出版法》继续有效，另一方面又于1918年颁布了一个共有30项条文、内容十分苛细的《报纸法》[6]，这标志着中国报业第二个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结束。
初到北京的《新青年》赶上了较为开放、自由的时候，比起当初在上海创刊的环境已经好了很多。解冻的舆论、宽松的法律为《新青年》排除了不少干扰，使之可以实现从沪到京的平和过渡，较好地保护、传承了上海时期的成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组建创作团队、付诸实践，并获得不受政治干预的社会反馈。后来专制化极强的政治气候对《新青年》也并不是只有消极的影响：在专制压抑的大背景下，新闻工作的整体业务水平有了大的提升，同时通讯社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7]，身处其中的《新青年》在同行竞争中趋于完善；同时压抑的政治气候激起了受众的逆反心理，使他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需求愈发高涨，为《新青年》传播的先锋思想营造了市场。
（二）世界思潮——《新青年》新锐前瞻的素材源泉
正处破旧立新的中国，对多元的世界思潮充满需求，《新青年》正是将各种思想的引进工作当作其重点内容，于是中国的“需求”与《新青年》的“供应”在时间上实现了“对接”。
中国对当时世界上活跃着的多种思潮充满需求。五四时期曾在北京讲学的杜威博士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发现北大学生的论文中“到处都是问号，有太多想要回答的问题”[8]，而当时的中国社会也一样对未来的道路充满疑问，在经历了外族入侵、军阀内战等重创后，二十世纪初，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在进行一次次秩序重组的同时，也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放眼海外，关注着世界上的先进思潮，呼唤新的启蒙。
《新青年》刊载的内容满足了中国的“思想市场”。“语言文学”、“哲学思潮”、“社会思想”三大部分构成《新青年》的内容体系[9]，“社会思想”这一部分就是对当时世界上各种思潮的引进介绍，其所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所进行的传播。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的刊出意义远超于编者的预期。事实上《新青年》最初并不是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意义[10]，这种“无心插柳”的成功是以《新青年》介绍世界先进思潮一贯的积极态度为基础的。
（三）政治气候与世界思潮的协同影响
政治气候的张弛与世界思潮的多元为《新青年》的发展带来了绝佳的时机，二者除了各自的影响之外，彼此之间还有一定的协同作用，对《新青年》的思想传播带来积极影响。
首先，起初温和的政治气候带来了《新青年》等杂志传播世界思潮的宽松环境，使多元的思潮进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可能，这也为《新青年》的品牌打造提供了基础；
其次，后来较为压抑的政治气候激发了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对社会变革的需求、对新思潮的期待也随之增加，这进一步扩大了《新青年》的市场需求；
最后，世界思潮进入中国后对民众产生了启蒙作用，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能力随之增加，最终形成的民意及舆论影响会作用于政治气候，为《新青年》杂志的生存带来弹性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