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媒介学思考 ——回应《青年记者》编辑部的一个问题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1:04 点击次数：228
时下，本土的新闻传播理论创造能力不足成为一个被重视的问题，限于篇幅，下面仅对《青年记者》编辑部提出的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新闻传播;思考;媒介;创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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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本土的新闻传播理论创造能力不足成为一个被重视的问题，限于篇幅，下面仅对《青年记者》编辑部提出的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问 题
问题是：“所谓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是‘真的西方’还是‘我们眼中的西方’？”
设问或者说问题设置是一种研究的态度，这是值得赞许的。从字面上理解，这个问题显示出一种关切和一种焦虑。就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闻传播学教科书尤其是关于传播学的教科书而言，无一例外具有西方理论谱系的主干性痕迹，这是指其中基本的概念结构。这个学科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从数量规模（专业院系、师生人数以及教科书种类）上已经形成人文学科的重装兵团，并伴随着中国传统媒体从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黄金期，大量的媒体创办和各种固定投资的增长催生出若干新的专业方向。
新闻传播学这个学科本身的内容建设，要和社会转型、制度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溢出的大量信息及其社会化过程产生强烈的互动关系。一个悖论是，差不多在十年前，在惊动全国乃至世界的“非典”事件中，我们即发现，面对这个过程中不确定信息的流动所带来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恰恰是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或其他学科在主导知识话语权。在后来的传媒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逐步转移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日新月异的新信息平台上。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创意信息、信息终端、营销平台，越来越多个人化而不是机构化的信息，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费，反讽泛化为八卦和恶搞，信息流正在逐步淹没过去的教科书所提供的若干阐释框架。这或许是我们理解为什么这样提问题的一个专业背景，当然也是我们作为从业者所难以回避的一个挑战。
这里的问题还在于设问的诡计或者说提问本身暗含一个意识形态陷阱，难道说“真的西方”就不是“我们眼中的西方”，那么这个真从何而来？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西方”不等于“真的西方”，那么“真的西方”又是什么？
似乎是一个本土版本的东方主义，就是说无意中把自己当作西方生产关于他者的知识的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东方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东方主义虽然可以是一种研究东方的知识总体，同时也可能代表对东方的看法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睿智的法国学者福柯称为“异托邦”。当美国学者萨义德在其代表作《东方学》中揭示东方学在试图理解其他文化的同时，也勾勒出这个将东方的生活、文化、社会从属于西方知识界修辞方式的历史过程。
任何有过跨文化传播经验或国际传播常识的人都会同意这一事实现象，即在今天的东西方或者中外信息传播的数量比例当中，西方是出超的一方。这种信息逆差无疑是国际传播流程中话语权不平等的基础原因，反过来激励我们试图通过信息把握来实现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遗训，或者希望有一个他者扮演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动机是无可非议的，但我更希望找到一条方法论的思考路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仅仅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而是要把这种关系联通在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性进程当中。
辨 析
要认识“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先考察其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历史脉络和历史逻辑。与其说理论是路标，还不如说理论是地图。任何理论只要是源于人的创造，都难以避免一个地域性的问题，由此产生我们评估理论品质的两点判断：
第一，理论的产出应该是其实践活动、经验活动或经验考察的产物。比如美国学者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若干案例，其实就是针对20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在美国的大众传播领域所产生的问题，后来不仅转化为教材，更有意义的恐怕是为美国的社会管理、产品管理乃至后来称霸全球的观念营销和产品营销找到一条有效的知识生产路径。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与前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过程中，发展传播学能够成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当中的重要配置，伴随着始作俑者的施拉姆本人的亲临现场，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传递传播学的信息。
第二，从实践出发，任何理论的生命力本身在于本土实践的验证；而理论的输出或者说理论旅行能够成立，一定需要接纳这种理论的环境本身对这种理论进行再生产，即话语的修正或再造。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克卢汉思想的核心，即“媒介即讯息”是机械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信息传播技术形态的媒介无论多么新颖，要创造出信息需要它本身和环境的互动，也就是和人的互动，也就是能够成为所运用的人进行创造性表达的手段和工具，从而展开信息再生产和理论再生产的新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