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1:03 点击次数：300
30多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理论资源上做“增量”，努力将源自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理论的跨语境旅行，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理论资源的快速繁殖，但这种去语境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缺乏根本性的联接，理论缺乏“在场”感。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缺少理论，别人有的，我们这里也会有，问题是，这些理论浮标，不是内生于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缺乏结结实实的关联，致使一些在西方颇具理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到了中国语境就沦为空洞的学术修辞。这种游离实践的理论生产，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言语的学说”，是一种“炫耀性的理论工作”。④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一直存在自主性不足的问题。这固然与这个学科尚年轻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理论自主性不足，因而有理论“无学”之讥。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理论;结构性贫困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博导。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当代中国民意与公共政策的互动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大众传媒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危机预警和沟通机制研究”11YJA860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最近一次学术会议上，著名新闻传播学者陈力丹教授批评现在学位论文模式化太严重，越来越多的所谓论文，选题本身可能没有任何学术意义，就是一项具体的量化分析。他直言，有些文章写出来形式上是规范的：前面有选题论证（其实说半天都是套话）、理论依据（全部是学科内常识）、方法交代（多数方法本科生都会），随后是一堆统计数据（大数据时代，网上搜索材料不是难事）和极为简单的百分比柱图、饼图，最后的结论就几句话（不做也知道），有时加上几句“建议”或“措施”之类的行政套话。这类论文太多。如果形成此风，新闻传播这个学科就完了，一点学术都没有。①陈教授的批评主要针对学位论文的形式主义。这些论文，形式上似乎像模像样，看上去比较规范，有的甚至做得很精致，但其内核是空洞的。“研究”了半天，是在表演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学术“体操”，不解决实际问题。陈力丹教授这里批评的虽是新闻传播学位论文的问题，其生产主体多是专业学艺阶段的研究生，其存在的问题不能代表整个新闻传播学界的问题，不过，这种形式主义的问题，在整个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也是突出存在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从专业社群的体量以及专业知识生产的产量来看，都是惊人的。打开“中国知网”，近十年关于新闻传播学主题的论文就高达1.3万篇，如此海量的知识生产规模，乍一看似乎成绩喜人，但这种知识生产是粗放型的，成色不高，多是低端层面的重复劳动，其根本原因是这个学科的结构性问题日渐突出。多年来，新闻传播学界一直在做“增量”研究，“圈地”太多，致使广田自荒，没能深耕下去，没有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构性转型对接起来，造成理论知识的繁殖与实践期待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如今，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愈加突出，进而成为制约这个年轻学科持续发展的路障。
鲜有对实践重大问题的有力回应
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它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一个理论若不能回应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的合法性就会踩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首先表现为：理论研究对生生不息的新闻传播实践缺乏有力的回应，尤其是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鲜有正面、有力的回应。当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更为深广。中国社会转型正好遇到以新互联网、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这双重变革叠加在一起，释放出天量级的能量，对当下中国构成革命性的影响。传播系统作为连接社会系统各个器官的传感系统，其功能不是局限于局部，而在全局。如今，中国传播系统的内涵、结构、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能够跟进新闻传播实践的深刻变革，有力回应来自实践一线的挑战，迎面破解重大难题。但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恰恰与发生剧烈变革的实践存在极大的落差。造成这种落差不能简单归因于我们新闻传播学界自身的不努力，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第一时间关注着实践的潮汐涨落，那些批量生产的研究成果，皆是我们新闻传播研究者在海边捡拾的知识贝壳，其中有不少亮点之作。问题是，新闻传播实践变革太快，影响太深广，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理论能力极限，现有的理论存量难以承载超重的实践问题。在天量级的新闻传播实践面前，现有的理论支点已经支撑不起。一些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分析逻辑远远透支，不能系统、有力地解释实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结果是，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打补丁”，在原有理论“孤岛”上守望，未能建构一个相对自足、完整的理论“岛链”，以回应来自实践的空前挑战。
来自实践层面的困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而我们的新闻传播理论并没有在这个理论期待甚为峻切的时刻展示出理论的光芒和锋芒。来自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理论研究去探讨。比如，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下的媒介与权力、媒介与市场、媒介与技术、媒介与意识形态、新闻生产、传媒转型、新闻专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圆满的解决，未能实现理论逻辑上的自洽。新闻传播理论多数在“内河”中兜圈子，没有产生出与中国社会大转型、新传播革命相匹配的大理论来。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劳而无功，生产出大量浅表化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未能形成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解释力，也不能为实践提供前瞻性的启发和引领。
失去对实践回应的能力，新闻传播研究会出现两种趋向：一是停留于对实践问题的表面化解读。伊斯顿曾在60年前，批评美国的政治学研究时指出，“所有成熟的科学知识皆是理论性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事实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编排，以便我们能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而编排这些事实的概括性层次越高，说明和理解的范围就越广”。“而今的美国政治研究的视野下看不到此类理论”。②理论从来不是经验的简单加工，而是超越表象的抽象活动。理论在推动政治学中的所谓“行为革命”的诸多动机之中，有两大强烈的焦虑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一个焦虑是“极端事实主义”（hyperfactualism）。所指是：政治科学家经常成为只是关于政治系统的事实的编纂者，特别是有关宪政体制之细枝末节的事实。没有人会否认事实的重要性；其实，这只是坦承一门成熟的政治学需要的事实证据远比我们现有的更多。……执着于事实本身，不足以产生可享有任何政治“科学”之名的东西。一套整合理论的创建才是治疗“极端事实主义”的方法，因为只有理论才能使我们分类并评估由实验和观察所得的事实数据的意义。③对于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而言，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二是造成理论的“内卷化”。新闻传播研究停留于内部的知识循环，从概念到概念，为理论而理论，理论处于空转状态，与实践问题脱节，问题意识薄弱，多停留于浅表层进行重复劳动和表面化开采，没有把理论钻头触及实践深处。这种理论研究不能解决系统性问题和轴心问题，与实践之间貌合神离，远离实践焦点，生产出来的专业知识对实践的影响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