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主流媒体语境下的话语博弈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1:03 点击次数：355
与主流媒体相比，“人肉搜索”的话语表达方式带有很大的“反常规性”，也一直遭到业界和理论界的指责和叫停，但是“人肉搜索”在主流媒体的语境下给公民的话语表达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网络事件在不断提升其自身社会认同的同时也遭到了有关人士的批评。但是“人肉搜索”在信息源的开掘、媒介及社会道德水准、隐私权、舆论监督、话语权等的体制性突破方面为我国的媒介生态带来了挑战。
关键词：“人肉搜索”;主流媒体;话语权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Manpower Search: Gaming for Have-a-say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Context
【作者简介】李相成(1976-)，男，湖北郧西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新闻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009
【内容提要】与主流媒体相比，“人肉搜索”的话语表达方式带有很大的“反常规性”，也一直遭到业界和理论界的指责和叫停，但是“人肉搜索”在主流媒体的语境下给公民的话语表达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网络事件在不断提升其自身社会认同的同时也遭到了有关人士的批评。但是“人肉搜索”在信息源的开掘、媒介及社会道德水准、隐私权、舆论监督、话语权等的体制性突破方面为我国的媒介生态带来了挑战。
【关 键 词】 “人肉搜索” 主流媒体 话语权
正如互联网诞生时，很多专家预言和担心传统媒体会因此而遭受空前的革命、甚至会因此消失。而结果却彼此和谐共存，“人肉搜索”在其刚刚诞生和风靡之时，也刺痛了一些专家、学者敏感的道德神经，将此称为“网络暴力”、“网络风暴”，似乎“人肉搜索”会成为挑战整个社会价值、伦理的“洪水猛兽”和杀手。但是至少目前的事实证明，这些论调把“人肉搜索”的破坏性估计过高，公众的神经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脆弱。笔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查阅、收集和整理了有关“人肉搜索”的资料和论文，以此阐明个人的一孔之见，希望引起专家学者的指正，也想借此引发更多的人对“人肉搜索”更加理性和全面的思考。
1 从信息源角度分析，与主流媒体相比，“人肉搜索”开拓了报道范围，突破了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框架，增强了新闻传播的现实性
媒体的议程设置至少受到四方面的影响：1、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即“舆论宣传导向”、“报道口径”、“唱响主旋律”等官方宣传基调；2、政府部门的政策性要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策、方案、决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形成报道的选题、计划，这是我国媒体选题报道的传统，党报尤其明显；3、媒体自身的报道策略和方向，即媒体根据自己长期的报道实践和受众定位策划一部分重大选题，这类报道模式一般在周末类报刊比较突出，如《南方周末》、《新闻周刊》等；4、根据社会变动的实际，尤其是一年来国内所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相对灵活地报道、组织和安排，如松花江水污染、1998年抗洪抢险、2008年雪灾、5·12汶川地震、“三鹿奶粉”、台湾“莫拉克”台风等。这类新闻事件容易形成相对集中的舆论，很容易集中或转移受众的注意力。
考察我国新闻传播史，这些议程设置的机制对统一思想、经济建设起到了特殊的历史指导作用。但是这种固定、被动、行政化的传播机制给我国现有的媒体报道也带来了很大的路径依赖，即使是报道突发性事件，媒体也很少从深层次、多角度展示事实真相，有意或无意地用某种政治思维驾驭或统帅事实本身。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我国现有媒体报道实践的泛政治化和媒介想象，即媒体习惯于传播定势，很少或者不了解公民的“欲知而未知的事实”，出现传播错位。公民真正关心的事情媒体少报道、不报道，而公民不关心的事，媒体海量报道，“绑架”民意，实施媒介强制。
正因为如此，主流媒体也一再尝试改变这种困局，提升自身的市场生存能力，但是固有的路径依赖和现有体制上的缺陷，效果并不明显。媒体自身的这种革新是系统内部的一种行政性修复，与我国的媒介发展预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与之相反，“人肉搜索”就是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一种“革命”，不仅是手段的革命，而且是媒介理念的革命，一开始就以一种“全民皆兵”、“人民战争”的姿态和气势席卷全国。在这个意义上讲，“人肉搜索”是地道的大众传播。
的确，“人肉搜索”并不是以一个专业媒介角色登上新闻传播领地，但是却不折不扣地履行了主流媒体本应履行而没有履行好的职能，正因为如此，“人肉搜索”引起了主流媒体的担心——“人肉搜索”不按套路出牌，这样的媒介“异端”力量是否会对受众造成伤害？缺少“把关人”，“口无遮拦”，是否会引起舆论失控？没有专业背景，是否会滥用网络伤及无辜？等等。
“人肉搜索”之所以会引起主流媒体的忧虑，是因为它至少具有如下优势：1、“人肉搜索”选题都是受众关注的潜在新闻热点，而这种话题主流媒体很少关注(有时是迫于无奈，有时是视而不见)；2、“人肉搜索”不“搜”则已，一“搜”见“肉”，具有很大的彻底性，不在乎广告商的脸色，不顾及地方政府的宣传口径和媒介老总的政治前途；3、“人肉搜索”人多势众，发动的是“一场人民战争”，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和传染性，容易形成舆论场，“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4、一旦“人肉搜索”必然造成“网络事件”就“强迫”媒介关注，牵着主题媒体的鼻子走，否则主流会被动，甚至遭到社会谴责。
从很小的“虐猫”事件到周久耕“天价烟”事件、林嘉祥猥亵女童事件、汶川地震寻亲事件、杭州飙车事件无不如此。这些事件本身都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但是如果没有“人肉搜索”，可以肯定，至少在涉及到贪污腐败的周久耕、仗势欺人的林嘉祥事件上，主流媒体是不会第一时间发现并曝光的。“如果说以前是传统媒介为社会公众设置议程的话，那么在网络环境下社会公众通过网络为传统媒介设置议程的趋势则越来越明显。甚至网络意见自头至尾都是导向着事态的发展，使传统媒体不得不充当一个配角。”[1]
如此相反，主流媒体的信息渠道则追求合法和安全。主流媒体的信息来源主要有四种[1]：1、媒体记者——依托新闻敏感，在观察与思考中获得新闻信息；2、专门机构——政府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其他部门的文稿、简报、书面材料；3、公众提供——公众来信、来电、来访，提供新闻信息；4、其他媒体——对报纸、期刊、广播、电视新闻的二次报道或者转载转播。由此可见，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自政府机构或者媒体自身的筛选、“过滤”、“把关”，其主体还是政府信息。信息渠道的单向度和行政化使得主流媒体在总体架构上依然停留在宣传层面，很难或很少从公众的角度提供及时、客观的新闻信息。
“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一条规律：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基本情绪了解得越多，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强；对人民群众的情绪了解得越少，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小，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两个‘舆论场’根本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2]
“人肉搜索”很大程度上是民生新闻的升级版或本质化，在这个意义上讲，“人肉搜索”是指一种新闻模式，方式、形态而不仅仅是指一种工具或手段，“人肉搜索”是指以“人肉搜索”为采集新闻事实的主要手段，通过网民互动推动新闻事实深入发展的新闻生发机制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新闻产品、新闻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