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舆论场”与社会安全突发事件处置 ——以昆明“3·01”暴力恐怖事件媒介传播为例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1:02 点击次数：303
针对突发事件初期出现的诸多谣言，两个舆论场”应加强合作,提高监管力度，媒介传播终端应加强信息发布审查，对未经权威证实的虚假信息及时清理，从根本上切断谣言的传播途径。
关键词：舆论;安全突发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民间舆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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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一伙歹徒持械冲进云南省昆明市昆明火车站，从站前广场铜牛雕像处向外砍人，造成现场人员伤亡和群众情绪恐慌。事发后，民警和特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特警当场击毙4名暴徒，抓获1人。截至2014年3月2日18时，此次事件已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经查实，这起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是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并组织实施的。
本文旨在分析昆明“3·01”暴力恐怖事件中部分媒介传播实例形成的 “两个舆论场”，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形成传播合力，加强社会安全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等提出建议。
关于“两个舆论场”
1998年1月8日，时任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在新华社工作会议上将马克思关于“表达社会舆论”的观点同新闻实践结合起来，提出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存在“两个舆论场”，即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和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①根据南振中“两个舆论场”的观点进行分析，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等主流新闻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形成“官方舆论场”；老百姓则会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表达对社会安全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民间舆论场”。
“两个舆论场”所包括的媒介形式不同，也分别产生不同的作用。
“官方舆论场”是基于官方权威信息发布前提下形成的，体现了作为党、国家和人民“耳目喉舌”的重要角色，让受众了解事件真相，从而对受众起到正面的舆论引导作用。
“民间舆论场”的传播主角、传播内容及传播受众皆定位于“民”本身。当下，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成了“民间舆论场”传播的主阵地。“民间舆论场”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增加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
社会安全事件由于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涉及面广、舆情风起云涌等特点，历来是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关注的焦点。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初期，往往是民众最迫切地想了解事实真相和现场情况的时刻。一般而言，“官方舆论场”“到现场”的报道模式，能够对事件作出客观、权威的呈现，但由于相关体制和管理制度的限制、人力和技术条件的局限，往往存在较大的滞后性；而“民间舆论场”一般是“在现场”进行信息发布，不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技术条件，但由于个人主观性强，意在赚取点击率、转发率，缺乏有效监管等因素，对社会安全事件的传播严重制约着“官方舆论场”。这就需要打通“两个舆论场”，形成传播合力，对受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两个舆论场”对事件的关注情况分析
昆明“3·01”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后，以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等为主的“官方舆论场”和以网站、微博、微信为主的“民间舆论场”，第一时间关注事态进展。笔者分别选取“官方舆论场”的代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民间舆论场”的代表——新浪微博用户和腾讯新闻网进行分析，通过比较“两个舆论场”在昆明“3·01”暴力恐怖事件中的关注重点，分析不同“舆论场”对社会安全事件报道的优劣。
通过表1～表3的统计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两个舆论场”在社会安全事件初期，各有优劣。“官方舆论场”具有权威、真实、集中、持续等优势；“民间舆论场”具有及时、迅速、现场等优势。但“两个舆论场”在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同样显而易见。
（一）“官方舆论场”问题剖析
第一，反应迟缓。从表1中可以很直观地得出这个结论。“官方舆论场”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人民日报》的首条报道分别出现于当日23时16分和次日的报纸头条，与新浪微博用户“@我要存钱买药”在事件发生仅5分钟后发出的求救微博相比，“官方舆论场”的传播相对较慢。
第二，报道面较窄。从表3中可以看出，“官方舆论场”对此次事件的报道最集中的角度是“领导关怀”。作为主流的传播媒体，报道政府高层人士对事态的关注与看法，确实对引导受众起到积极作用。“官方舆论场”的报道还涉及到“伤者救助、现场情况和秩序恢复”三个方面。这都是社会安全事件中受众关注的主要方面。但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受众所关注的焦点远不止这些，事实上，每一个与事件发生相关联的层面，都应当在报道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以符合受众对主流媒体的期待。
第三，缺乏考虑受众心理反应的情怀。此次事件被定性为“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单从名称本身来讲就让人毛骨悚然。对那些经历现场的受众来说，恐怖的阴霾将在心中难以散去；当仍有暴徒在逃时，那些没有在事发地的受众，看到这样的报道，势必会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安全产生担忧。也就是说，受众的恐惧心理将会随着这样的报道加重。
（二）“民间舆论场”问题剖析
第一，谣言四起。这一问题主要是指微博对本次事件的自主传播活动。从表1可以看出，事件发生后，微博成为对外发布消息最为迅速的媒介形式，这与其传播优势和特点是密不可分的。但正是由于自媒体形式的传播特点，使得许多发出的消息未经权威部门证实和认可，导致谣言四起。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2014年3月3日和4日两次发布对部分谣言的澄清，其中3月4日澄清谣言数量达到15个。谣言对传播活动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将使信息接受者的主观情绪和价值认同产生动摇。
第二，缺乏对有效信息的筛选。从表2和表3中腾讯新闻网的关注重点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虽然网站对于此次事件的报道呈现出“全覆盖”的特点，但是在报道侧重点和针对性上远不及“官方舆论场”的主流媒体。网站新闻的部分新闻源往往来自于线下各级新闻网站的报道，这样的传播方式促进了新闻资讯的共享。但网站的新闻发布往往是持续刷新、滚动式的，更新速度快，信息条数多，表面上增加了受众可关注的新闻数目，但增大了受众选择自身最需新闻的难度。
第三，负面消息过多容易使受众产生消极情绪，并引发“破窗效应”。首先，由于“民间舆论场”的传播活动相对于主流媒体而言更具自主性，因此“民间舆论场”所发内容往往涉及到事件相关的各个方面。对昆明“3·01”暴力恐怖事件而言，如果在事件发生后，“民间舆论场”大肆发布“伤亡惨重、现场情况惨烈、遇难者家属情绪失控”等相对负面性的新闻，势必对受众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消极的、负面的。其次，如果“民间舆论场”大肆传播“砍人”的信息，将会引起“破窗效应”，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