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抵抗：记者与媒体关系的考察——以华南地区《HA日报》为个案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1:01 点击次数：216
本文描述了中国新闻业市场化改革背景之下，中国记者与其所供职的新闻机构之间如何互动，特别是作为劳动者的记者主体性如何展现。研究发现，单位在制度上的创新不仅消弭了记者的抵抗，而且引发了记者之间的资源争夺；单位只要确信抵抗的矛头不是指向其本身，便有可能满足记者竞争的诉求。此外，加剧记者为资源而进行竞争的制度完全不能被理解为市场化改革当中资源配置的同步革新。因为当制度影响到单位社会逻辑的正常运转时，后者随时可以凌驾于前者之上。所以，那些看起来可由市场逻辑解释的制度，在单位社会中不过是一种可以随时抽离的工具。
关键词：劳资斗争;竞争;单位;记者
作者简介：
【本文提要】本文描述了中国新闻业市场化改革背景之下，中国记者与其所供职的新闻机构之间如何互动，特别是作为劳动者的记者主体性如何展现。研究发现，单位在制度上的创新不仅消弭了记者的抵抗，而且引发了记者之间的资源争夺；单位只要确信抵抗的矛头不是指向其本身，便有可能满足记者竞争的诉求。此外，加剧记者为资源而进行竞争的制度完全不能被理解为市场化改革当中资源配置的同步革新。因为当制度影响到单位社会逻辑的正常运转时，后者随时可以凌驾于前者之上。所以，那些看起来可由市场逻辑解释的制度，在单位社会中不过是一种可以随时抽离的工具。
【关键词】劳资斗争；竞争；单位；记者
【作者简介】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G214
中国记者与其所供职的新闻机构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作为劳动者的记者，其主体性是如何展现的？它如何被回应？数十年前，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发现，当个体自主性被过分的干预所限制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变得“意志消沉”；当撰稿人的工作被全面地编辑、删改甚至枪毙的时候，他们“也会抱怨”，而“这种抱怨有可能转为抗议，甚至更激烈的表达形式”。①通过参与式观察，甘斯注意到，抱怨与抗议源自新闻机构中劳动力与权力的组织化分工。他认为，这些机构可以看做一个完整的官僚层级体系，而整个领导层的权力是由新闻机构范围内的一致性压力来维持的——新闻判断充满了不确定性，而高级编辑因其职责所在必须解决这种不确定；他们还要设定报道的口吻或笔调，有时还要设定先例，这一切都需要下属进一步与之保持一致。②
这些被劳动社会学关注的内容，事实上已经得到了系统的梳理。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回应作为内部矛盾的工人抵抗的研究中，其中一重视角来自布若威（Michael Burawoy），他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垄断时期以后如何被工人接受时提出，劳动中推行的计件工资制把劳资冲突成功地转化为工人之间的竞争；内部劳动市场的建立使得劳资利益得以进一步协调；内部国家的巩固使劳资冲突得以调和。③
不过，中国的劳资关系考察显然不完全遵从布若威设定的逻辑。在李汉林看来，中国社会仍然是单位社会，单位组织中的一些基本特征仍然左右着这些组织的行为取向，单位仍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为一种统治的形式，以及作为一种制度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存在。④
回到本文关切的领域中，在中国，数十年来未曾改变的事实是，党仍然保持着对新闻机构的控制，市场化改革也并未完全改变新闻机构作为单位存在的情况。周翼虎对此进行的专门讨论认为，“市场”不仅没有成为新闻业独立的推动力，反而成为强化新闻业自觉对国家依赖的直接原因。在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治理下，新闻记者很容易陷入忽略价值、注重实利的犬儒主义。⑤
不过，对于这样的现象，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回应不甚清晰。学者们多通过市场化改革给新闻媒体、新闻人的独立性带来的变化显示记者向权力靠拢，抗争无力；或者，热衷于关注新闻机构与党和国家的互动，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记者与组织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冲突。⑥但是，作为劳动者的记者主体性如何展现中国记者如何在劳动过程中实践针对组织的抵抗？得到的回应是怎样的？如此互动之中，展现了中国新闻机构怎样的运转逻辑？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开展，并将《HA日报》定为研究案例。该报乃华南地区某市党委机关报，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新闻改革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一方面，经营业绩排名全国前列，是国内新闻机构市场化运作的标杆；另一方面，该报生产的新闻产品在全国也颇具影响力。自2013年10月起至2014年2月，笔者主要通过面对面，辅以电话、电子邮件访问等多种形式，抽样访谈了该报30名记者，得到了所需的经验材料。
背景与关键概念
上世纪90年代至今，《HA日报》在上述大背景下经历了如下明显的变化：
1.“正式工”、“临时工”与“同工同酬”
用受访者的话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5~10年间，当时在南方一带，《HA日报》的新闻影响力、待遇、发行量“基本上是如日中天”。不过，如果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记者未能在入职时获得正式员工才拥有的编制，那么与正式员工相比，其收入构成便会差出若干项，如数万元的购房补贴、购车补贴、年终奖、季度奖，以及底薪会否逐年上涨等等。这样，那些自称为“临时工”的员工们，其收入主要构成便只剩下底薪和稿费。不过，过去10年间，正式员工与“临时工”们的待遇被逐步拉齐。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社取消了正式员工的购房补贴、购车补贴，而“临时工”们也开始享受年终奖、季度奖等原本正式员工才有的待遇。这种在报社内称为“同工同酬”的改革，使得正式员工和“临时工”在收入上的差别逐渐消弭。稿费在记者的收入构成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绩效考核制度的变迁
《HA日报》记者的稿酬根据绩效考核计算。据受访者介绍，至少从2001年起，绩效考核制度就开始发挥作用了。经过不断变革，现如今绩效考核制度的规定是：记者的收入大体上由基本工资和稿费构成。其中，基本工资不再按供职年限的增长而自动增长，而是根据专业职称晋升制度的规定择优提升，否则就原地踏步；稿费方面，记者每个月必须完成与其专业职称相对应的规定额度，否则就要倒扣基本工资；超出规定额度后，如果稿分再跃升到一个给定的新的额度，之后的稿分便打折处理；好稿每条奖励700元，当月超过3条不再给予额外奖励。
有受访者表示，绩效考核制度在过去近15年的时间里的演变趋势是不再单纯以字数计算稿酬，而是鼓励追求质量。但是，受访者反映，在按月刊发同样字数的前提下，制度的改变使得记者获得的稿分比以前少了，其原因即是上文提及的稿分打折原理。举个例子：一位每月刊发字数为6万字的记者，由于新的制度规定4万字以上要打折，那么，这位记者的稿分便要分为两部分计算：4万字以下，照旧；超出的2万字，打折。稿分的多少直接与工资挂钩。显而易见，单纯的多劳多得不再被制度所鼓励，转而要求记者追求稿件质量。在受访者看来，由于通过刊发字数多少计算而来的稿分构成了绩效工资的绝大部分，因而总体上看，记者的稿酬在降低。受访者多对2009~2010年间的那次改革印象深刻。有人做出了这样的对比：2010年改革前，我的年工资是部门领导的3倍。在部门里我工资最高，所以每次聚餐都是我请大家吃饭。那时候我没结婚，就已经靠工资买了房、买了车——当时我有这个能力。这是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候。现在我就觉得压力很大，不仅工资低了，生活成本也上来了。2010年前后是天壤之别，从此以后我的工资没上过万元。想靠写稿赚钱，不可能（#11，“#11”乃编号，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本文将他们按访问的时间顺序编号处理，下同）。
3.管理环境的变化
伴随着《HA日报》绩效考核制度不断改革的，还有对新闻报道尺度的收紧。这一点在新闻界的实际操作中也能被记者感知。有受访者形容，《HA日报》之所以在创造了骄人经营业绩的同时还能打造全国影响力，靠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相对宽松的环境，如今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使得后来新闻的庸俗化越来越明显，我们对于新闻的坚守也在慢慢地、逐步地崩溃（#18）。”
4.经营压力的变化
对于《HA日报》的员工来说，经营压力因报社在各个方面缩减成本，进而影响到了每名记者的切身利益而被感知。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每日刊印的版面总数减少，它被分摊到各个具有版面编辑权力的部门逐一落实。有受访者算了这样一笔账：2011年，他所在的部门每月制作版面90~100个，现在仅为70个。相应地，5~6名编辑每月能做15~16个版面，高峰时甚至能做20个，现在这一数字是15个左右，低谷时甚至只能做12~13个——版面数量之于编辑相当于稿件字数之于记者，决定了绩效考核制度下获得的稿酬。换句话说，编辑的收入因每月完成版面数量的减少而减少了。除此之外，跨省、跨国采访机会减少，交通费、餐费报销规定与额度的收紧，都是观察《HA日报》缩减经营成本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