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基于启蒙的反思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59 点击次数：183
在当下中国的媒介批评表面热闹的背后，隐伏着诸多问题。为此，有必要对媒介批评进行反思，明确媒介批评的理论方向和实践方位。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用锐利的批评手术刀，剖析媒介符号生产背后的秘密，揭露符号暴力的本质和根源。今天重申媒介批评的启蒙使命，显得十分迫切。对于中国当下的媒介批评而言，媒介批评的启蒙任务更为艰巨。只有重申媒介批评的启蒙立场和批评精神，媒介批评的理论努力和批评行动才会有方向感，才能应对当下中国媒介场域的真问题，弥合理论与实践的断裂。
关键词：媒介批评;启蒙;象征性权力;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Media Criticism：Reflections Based on Enlightenment
【作者简介】张涛甫(1967-)，男，安徽六安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理论、政治传播、媒介与社会、媒介文化、中国现代报纸副刊史等，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在当下中国的媒介批评表面热闹的背后，隐伏着诸多问题。为此，有必要对媒介批评进行反思，明确媒介批评的理论方向和实践方位。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用锐利的批评手术刀，剖析媒介符号生产背后的秘密，揭露符号暴力的本质和根源。今天重申媒介批评的启蒙使命，显得十分迫切。对于中国当下的媒介批评而言，媒介批评的启蒙任务更为艰巨。只有重申媒介批评的启蒙立场和批评精神，媒介批评的理论努力和批评行动才会有方向感，才能应对当下中国媒介场域的真问题，弥合理论与实践的断裂。
【关 键 词】媒介批评 启蒙 象征性权力 意识形态
自进入新世纪，媒介批评成为我国学界、新闻界和政界的热门话题。许多报刊开辟了媒介批评专栏，批评文章不断增多。但对“媒介批评”的定义、概念使用和批评指向众说纷纭[1]3。媒介批评一度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甚至有不少学者已把媒介批评作为一个学科来看待，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也较为可观。业界对媒介批评的关注，一方面是由媒介自身的问题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媒介专业意识觉醒的一种表征。但对于当下中国的媒介批评而言，表面的热闹背后其实隐伏着诸多问题，致使这一稚嫩的研究领域承受了诸多“不能承受之重”，进而影响其理论的合法性，也影响它在社会实践以及媒介实践中的深度与广度。为此，有必要对媒介批评进行反思，检视其喧嚣背后的问题，明确媒介批评的理论方向和实践方位，以期媒介批评朝着健康的方向行进。
一、媒介批评：“弱者联合会”
布尔迪厄曾说过：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实践要求一种对于自身的“反思的回归。”[2]13当然，不同的研究领域要求不同程度的反思和修正。这取决于这些研究领域的“硬度”或“软度”，也取决于学科所处的社会、技术和知识的环境变化速度。一个学科应对外部变化时，基本范式所做的改变越少，这种学科越有“硬度”；一个学科的理论结构越容易受出其不意的外部变化的影响，这种学科就越有“软度”，因而，越有必要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讨论和重新构架[3]146。用“硬度”和“软度”标准来看媒介批评，其“软度”显然更为明显。
针对传播学存在的问题，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认为，传播学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和统一的目的，方法的多样性就成了一个弱点而不是它的强项。传播学领域经常有众多的量化研究学者、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历史学者、法学和政策专家，以及政治经济学家等等，他们倾向于保持自我特点，其整体性小于各个部分之和。因此，传播学被划为弱者联合会的范畴之中[4]22。传播学深陷在学科割据的困局之中。作为一个“弱者联合会”，传播学在深受学科细化之苦。前ICA主席多思巴士认为，学科壁垒的蔓延导致“越是通过个人努力去制造专业差别，研究的问题就越发细小，越发远离时代，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学科范式，在那些前所未有的学科范式中努力寻找研究的一席之地。”为此，麦克切斯尼呼吁：传播学不能通过模仿其他领域而遁入学术的陈规旧套之中，我们不得不勇敢地从流行的、学科间的方式中挣脱出来，直面学术研究中的主导性倾向。时代需要这样的做法[4]18。
与传播学比起来，媒介批评显得更加羸弱，其概念不甚明确，其研究范式尚不稳定，其理论合法性基础不牢，影响力还很有限，在山头林立的知识场域中，媒介批评根本没有自己稳定的地盘，其处境与传播学相似，其面临的问题比传播学还要突出。如何解决媒介批评面对的问题？麦克切斯尼对传播学的提醒值得媒介批评借鉴：必须强调对媒介批评的反思，不能让媒介批评重蹈传播学覆辙，不能陷入概念和范式的牢笼中难以自拔。媒介批评要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必须重申其“批评”精神，重申其“启蒙”使命。因为，媒介批评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即在于对“批评”精神的坚守。尤其在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介已经全方位地介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媒介作为重要的影响要素，对我们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介入，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充满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纠葛，为此，需要通过批评实践，在媒介和社会场域，揭示文化表征背后的隐秘和阴谋，祛除意识形态的精致谋划，拆除权力控制的藩篱。今天，我们重申媒介批评的启蒙使命，显得十分迫切。尤其对于中国当下的媒介批评而言，媒介批评的启蒙任务更为艰巨。
二、重申媒介批评的启蒙精神
启蒙强调一种对社会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的批评反思[5]8。启蒙是一种批评性的反思。开展启蒙活动可以动用多种资源和手段，不同的学科可以有不同的启蒙方位和方式，但是，批评是启蒙的必要手段。对于媒介批评而言，其启蒙的目标和任务主要是围绕媒介这个核心主题展开批评。随着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普及，它对社会以及个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这种影响从来都不是均衡的。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扩展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范围，它使象征形式能传输到时间与空间上分散的、广大的潜在受众[6]287。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就是象征货品通过信息/讯息的传播与储存而进行的体制化生产和普遍化传播。通过大众传播的中介涉及信息从生产者到接收者的单向流动，因此接收者影响或干预生产与传输或传布的能力受到严格限制[6]200-241。在传播过程中，信息/讯息的传输从来都不是畅通无阻的，而是关隘重重。在媒介与社会的背后，存在着控制和蒙蔽，存在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存在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纠结，这就使得媒介成为权力和意识形态纠结的核心场域。为此，需要通过媒介批评的有效努力和积极行动，优化媒介生态，让大众媒介为公共福祉释放出正能量。台湾学者冯建三认为：媒介批评是手段，真正的目标是从批判与纠正之中，逐次建构合适的传播生态，使传媒不但拥有不必担心动辄得咎的消极自由，并且会有积极权利与充分资源，提供人们丰富多样的信息与娱乐，协助人们藉由传媒而温故知新、领略人生。冯建三还指出，既然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是构成媒介失范的根本原因，那么对这一不平等机制的考察和纠正自然就是媒介批评的重要使命[7]。权力分配机制的存在是媒介批评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和一套实践得以存在的前提，而发掘社会结构和集体无意识中的权力因素，也是媒介批评的根本使命[8]。在这方面，西方学者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示范。西方媒介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批评风格你方唱罢我登场，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特征：对批评精神的强调和张扬。诸如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批评、媒介技术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等，在不同的媒介批评风景的背后，无不存在“批评”精神，启蒙的文脉始终没有中断过。如果有一天媒介批评丧失了批判精神和启蒙立场，那么媒介批评也就死了。只要媒介批评能够坚守启蒙立场，恪守批评精神，媒介批评即便走得很远，也不会走失。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获取知识的来源包括个人的亲身经历、其他人、正规教育和其他媒介产品提供的知识和信息。在现代社会，在大众媒介编织的信息的天罗地网中，身处其中的个人更容易被扑面而来的信息裹挟。在强大的媒介机器面前，芸芸众生往往是毫无设防的，面对媒介组织炮制出来的海量符号资源，公民个人没有多大的免疫能力。这是因为，虽然媒介信息是非个人化的，并且屈从于受众的多重释义，但意义的建构在个体孤立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人们用他们的阐释能力去看、去听、去读，但这种能力是被如阶层和教育那样的社会结构从多方面塑造的。在建构个人对媒介的解读时，人们不断吸取被社会因素所塑造的集体资源和经验[9]28。但这些资源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平等分配的。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用锐利的手术刀，剖析媒介符号生产的秘密，揭示出媒介符号生产背后“看不见的手”，揭露符号暴力的本质和根源。从这意义上说，媒介批评是公民教育的课堂，藉此，公民得以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处境和身份，进而为公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解放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