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全球化?跨国化：国际传播理论演进的三个阶段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59 点击次数：206
本文对国际传播相关理论进行综合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统一、全面的理论框架，通过整合各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梳理出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和传承脉络。总体上说国际传播理论经历了国际化、全球化和跨国化三个历史阶段。在此期间传播的重点由传者向受者过渡，传播机构的组织结构从等级化垂直化向扁平化发展，研究视角从“全球-本土”的二元对立演变为网络化连接。
关键词：国际传播;国际化;全球化;跨国化;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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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要】 本文对国际传播相关理论进行综合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统一、全面的理论框架，通过整合各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梳理出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和传承脉络。总体上说国际传播理论经历了国际化、全球化和跨国化三个历史阶段。在此期间传播的重点由传者向受者过渡，传播机构的组织结构从等级化垂直化向扁平化发展，研究视角从“全球-本土”的二元对立演变为网络化连接。
【关键词】 国际传播 国际化 全球化 跨国化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G206
国际传播理论伴随国际关系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的演变，基本经历了国际化、全球化、跨国化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概括为“国际化”（internalization）阶段，时间上基本与国际关系中的冷战局势相对应，基于东西方对抗和南北方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假设研究国际传播相关问题。这一阶段的技术基础以收音机广播为主，卫星电视为辅；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推动力，信息发送者即“传者”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这一阶段中，国际传播建立在无线电广播技术及机构的发展之上，政府将国际传播视作国家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了“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性地位。
随着冷战关系的逐渐瓦解，美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形成单极化趋势。卫星电视凭借其辐射远、声像具备的优势逐渐成为广泛采纳的国际传播技术基础，国际传播理论进入第二阶段，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阶段。资本的运作与流动是全球传播阶段的主要推动力，而传播的主体进入从“传者”到“受者”的过渡时期。这一阶段，国际媒体市场蓬勃发展，媒体在不断“解除规制”（deregulation）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球产业的整合。“电子村落”原本是麦克卢汉关于全球传播的浪漫构想，在全球化时代则成为资本主义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经济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重要表征。
之后国际关系进入多极化格局，国际传播随之进入“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阶段。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国际传播引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进程中，愈来愈多的个体被赋予传播的权利。因而，个体公民和非政府民间团体成为跨国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传播的主体也彻底完成了由传者向受者的过渡。跨国化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是“世界主义化”的兴起和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每一个个体、每一种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在“公民社会”这样一个中介空间中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得以协商与再生产。
本文从研究视角、哲学基础、文化阐释、身份认同四个方面，来分述三个阶段中主要的国际传播理论。需要申明的是，本文采用的“国际传播”一词，除特指第一阶段以外，均采用其广义，即涵盖了国际化、全球化以及跨国化三个阶段。
研究视角：秩序重建
围绕某一研究议题形成规模化知识社群的过程是多重的研究视角不断协商，从而逐渐达成共识的参照系的过程。从围绕“国际传播”这一议题生发出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既相互对话又彼此冲突的视角：“全球-本土”的二元对立、过渡和网络化。
早期的国际传播研究多秉承“全球-地方”的二分法，探讨媒体和文化全球化与各地区历史文化独特性之间的冲突。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zation）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其中包括地区化（regionalization）二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和现代化接近性（modernityproximity）等理论。此时期的研究体现了在全球化初期，研究者从本土视角看待全球化进程时表现出的一种“警觉”心态——即为了力图保持本土化的完整性，将“本土化”和“全球化”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
随着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国际传播研究进入到了“全球化”阶段。此时简单的二元对立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媒体全球化所带来的日益广泛深入的影响。随着全球-本土两分法的瓦解，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力量都失去了其原有的完整性，其作用的结果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混乱的“过渡”阶段。阿帕杜莱的“脱域”（disjunctures）理论从民族、媒体、技术、经济和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描述了各个群体之间或各种情境下新旧模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跨国化阶段理论关注国际传播格局如何走出混沌，寻找到新的秩序化范式。卡斯特所提出的“网络社会”概念是这种尝试的代表。整个世界被置于一个相互连接密不可分的网络之中，民族国家的独立性进一步降低，国际合作和跨国组织的力量得到强化，资本和个体民众可以轻易地超越国家的限制，在更广阔的时间空间中相互交流和作用。作为网络节点的各个成员和组织之间多层次的、密切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当今媒体和文化全球化的形态与进程。
哲学基础：走向世界主义
国际传播理论的哲学基础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传播主要推动力量的变化而变化。在“国际化”阶段，东西方冷战是当时国际政治的主要议题，民族国家亦成为国际传播活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期间，民族主义（nationalism）特别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主义”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哲学基础。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际传播活动以传者为主体，以“垂直化”、“等级化”为组织结构的特点。民族主义的作用不仅在于向外部世界宣传一国的形象，更多的也是为所在国的受众提供向心力与凝聚力，从而强化在文化层面与心理层面对于族群的维系意义和政治社会的组织意义，以便应对东西方敌对局面下紧张的国际政治环境。因而基于民族主义的国际传播研究经常聚焦在诸如文化抵抗、文化帝国主义、“流散群体”（diaspora）及“族性”(ethnicity)等现象。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以美国为主的单极世界的崛起，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成为美国主导下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跨国资本主导下的媒体尽可能地超越民族主义的局限，通过诉诸人类所共通的基本的情感和主题，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并调和各国观众不同口味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原则逐渐成为国际传播中的主导意识形态。普遍主义试图超越各个国家和地区原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将人们纷繁复杂的情感和经历简化并化约为一些基本的、共通的元素——即找出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共同立场”或“最大公约数”，并将这些元素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期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可以轻易地理解并接受。由于东西方发展固有的不平衡，普遍主义原则更多地基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判断，无法平衡地表达东方国家的理念。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普遍主义已经突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一国家或某一族群的民族主义色彩，尽可能地容纳并吸收各个国家和民族可供利用的元素。这一特征在好莱坞电影和国际主流的电视新闻网中都有所体现。在普遍主义原则下，美国在改变世界，同时世界也在改变美国。基于普遍主义原则的国际传播研究，更多地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和批判跨国资本主导的媒体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消费主义和娱乐性的流行文化。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经济/文化全球化期冀产生的美好愿景，也是国际传播的“跨国化”阶段理论建构的核心概念。世界主义的产生基于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的出现，互联网、手机等移动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网络社会的形成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的崛起。贝克将“世界主义化”定义为全球化的内在方面，即生发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全球化。世界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是可以被选择、被阐释而不再是预先设定的，同时，新的边界也要经历不断被界定、厘清与合法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传播就演变成了“跨国传播”。在跨国传播格局中，以传统媒体为主的跨国传媒集团与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互动的受众共同编织起内容生产和流通的网络，信息在地方、民族、区域和世界四个层面上不断流动与重构，其中某一层面的传播并不突出，但是，这四个层面相互之间不断啮合的过程却成为传播的主体。在多元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网络化的跨族传播体系中，不同人群间联系日益紧密，商品流通、人员流动、思想交流日益加速，最终将“世界主义”付诸实践。这种由数量少、影响力大的跨国精英权贵阶层所秉持的世界主义意识，包括对整个星球与人类休戚与共的认知，形成对于环境、人权、道德伦理、经济一体化、地缘政治安全等重大问题的共识。
从本质上看，世界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区别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普遍主义是由跨国资本主要推动的，而世界主义则是囊括了各种推动力量，包括国家、资本，以及不容忽视的个体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第二，普遍主义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寻求世界各国受众的共通元素仅仅是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而非目标，而世界主义的目标则是形成关乎人类命运议题的共识；第三，普遍主义试图通过简化的方式获得各国受众的认同和接受，而世界主义则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充分地协商形成一致的包容性的意见，从而在多元的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和全球公民权意识，并实现各国与各文化的整合。世界主义的出现打破了国家和资本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垄断地位，凸显了普通公民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使国际传播的主题由“对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争夺”转变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