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西方媒介批评的流派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58 点击次数：220
西方媒介批评流派(Genra of Media Criticism)与西方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是不同的概念，人们往往混为一谈。西方批判学派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科学学、传播学等学科，泛指在否定以往学说基础上创立的社会批判理论，多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派别。批判传播学否定传播学经验学派，创立了交往行动理论、媒介话语理论、符号编码理论、文本叙事理论等，建构了一套欧洲传播学学说体系，它并非媒介批评流派。媒介批评则是针对媒介制度和媒介现象进行评价，以某种理论及方法分析媒体的正负因素及效果，在西方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透视这些不同学派，对认识媒介流变的方向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媒介;流派;西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The Genre of Western Media Criticism
【作者简介】刘建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2)01-0064-3
西方媒介批评流派(Genra of Media Criticism)与西方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是不同的概念，人们往往混为一谈。西方批判学派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科学学、传播学等学科，泛指在否定以往学说基础上创立的社会批判理论，多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派别。批判传播学否定传播学经验学派，创立了交往行动理论、媒介话语理论、符号编码理论、文本叙事理论等，建构了一套欧洲传播学学说体系，它并非媒介批评流派。媒介批评则是针对媒介制度和媒介现象进行评价，以某种理论及方法分析媒体的正负因素及效果，在西方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透视这些不同学派，对认识媒介流变的方向有重要价值。
一、大众文化批评流派
二战爆发后法兰克福研究所迁往纽约，其成员也纷纷流亡美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亲身经历了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运用思辨的方法，把流行音乐和大众文化作为批评对象。1947年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先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流行音乐、电视、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大众媒介及其产品，已形成标准化模式，导致文化产品的粗俗、低劣、单调，缺乏个性，把致力于大众娱乐作为盈利的手段。大众文化“标准化”使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被类型化，“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1]由于受千篇一律、不断反复的熏陶和教养，大众失去了判断力。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说：“文化工业整个原则是违反启蒙原则的。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文化工业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个人无法以独立的态度，有意识地自己决断事务。”[2]大众文化让民众在娱乐中遗忘了自身应关心的问题和权利，被流行文化所欺骗，但却浑然不觉自己受骗，这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与欺骗性。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伯明翰大学，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成为西方大众文化批评的独特学派。从50年代末，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人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生活，考察文化实践与权力的关系。1958年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指出英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产品的内容低劣，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轻视真正的通俗文化；(二)人类文化成就被搞成少数人独占的文化；(三)投机商乘虚而入，塞入并推销低劣的文化和媒介产品。[3]威廉斯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对电视类型作了如下区分：一种是以英国电视BBC为代表的“大众服务类型的节目，还有一种是以肥皂剧为代表的美国商业节目。他认为英国的公众服务型的电视风格往往是说教式的，与国家的调控有关，而美国的商业电视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轻浮、无意义，它拥有独特的信息形式和思想表达方法。相对于后来者们的批评，威廉斯的观点是建立在现实文化的基础上的。
约翰·费斯克是西方后期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大众文化的批评者，但他的观点完全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他从受众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出发，提出“生产性受众”的概念。费斯克与哈特利合著的《解读电视》(1978)一书，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人对话一样，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4]通过“异常解码”、“受众不受任何强制而接受某种特别的论调”。每个受众都有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能力，文本的意义和乐趣是在其阅读中产生的，他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或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协商。[5]根据这一见解，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1989)和《解读大众文化》(1989)两书中指出：“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或者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6]
在费斯克看来，“文化工业炮制的流行文化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7]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理论”。狂欢化彻底打破了统治阶级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将人民从统治者的独语控制下解放出来，得到的是一种“解放的、创造性的、游牧式的”快感。[8]费斯克对受众的能动性和追求快感的评价，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
西方大众文化批评流派的主流观点认为，传媒流行文化趋于娱乐化、低俗化，掩盖了严肃的政治问题，扭转大众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注意。批评家们认为，大众文化产品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通过复制不断向受众灌输娱乐与狂欢，既是一种新型意识形态的统治，又是媒介资本盈利的手段。但他们忽略了媒介市场化的必然趋势，无法看到市场化迎合大众的经营动力，更没有对福利主义导致的民众的精神追求进行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