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物交换看马塞尔·莫斯的交流传播观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58 点击次数：281
本文通过阐述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介绍莫斯三重角色——让·鲍德里亚的理论向导、齐美尔的思想知音和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的同时，着重从礼物交换的象征性、交换行为的社会性和交换主体的总体性三个角度探析了莫斯的交流传播观。
关键词：礼物;交换;交流;传播;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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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阐述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介绍莫斯三重角色——让·鲍德里亚的理论向导、齐美尔的思想知音和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的同时，着重从礼物交换的象征性、交换行为的社会性和交换主体的总体性三个角度探析了莫斯的交流传播观，从而得出现代社会交流危机的病症所在——内容象征意义的缺失、连续互动链条的断裂以及主体完整人性的分离。
关键词：礼物；象征交换；莫斯；交流
当谈及传播研究的欧洲根源时，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被学界奉为代表旗帜，而其他人文或社科领域的著名学者在此二人的炫目光辉下则略显暗淡。无可否认，前者的模仿理论和后者的网络理论是美国诸多传播学流派诞生和发展的基石。然而正如约翰·彼得斯在分析“communication”一词的多源涵义时所言，“‘communication theory’不是指人们现在习惯的探究理论，它和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具有同质性，其关注点都是社会组织中的‘我’与‘他’、‘我’与‘我’、‘近’与‘远’的关系”[1]。据此，能够称为传播研究思想源流的学者、著作以及理论，在人文社科领域就有了无限延伸，故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或可成为这延伸范围内的一员。作为社会学年鉴学派的第二代旗手，莫斯的声誉被亲舅舅埃米尔·涂尔干如雷贯耳的名气有所掩盖。然而其最具代表性的个人著作——《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以下简称《礼物》），却被后世学者尊为研究人、物、社会本质关系的精悍之作。这本仅有200多页的小书“对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影响绝不逊于乃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2]，反映了一个脱离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基于浩繁的民族志材料，以他者的身份，从礼物交换的角度，对古式社会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展开的详实探析。莫斯的礼物观或可称礼物范式，不仅具有启示象征交换理论诞生的符号学意义，更有佐证交流，使社会成为可能的现象学价值。因此，关于莫斯的交流传播观，笔者通过其礼物交换思想即可一探究竟。
一、鲍德里亚的向导——作为象征交换的礼物
象征交换理论成形于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一般说来，象征性交换包含着获取和回报、给予和接受……礼物与对应礼物的循环等各种一般的和可逆的过程”[3]。在祭祀活动和宗教仪式丰富多样的远古社会，象征交换主要指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神之间的交流互动。作为鲍德里亚所有核心理论，如符号消费、拟像和仿真的“阿基米德原点”[4]，象征交换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在鲍德里亚看来，正是礼物交换中不断循环往复地馈赠与回赠、给予与接受，建构起了古式社会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其所谓的象征交往关系。显然，现代社会充满经济意味的礼物交换和古式社会具有象征色彩的礼物交换已不可同日而语。莫斯甚至在《礼物》一书中，发出了回归古式社会礼物交换的呼唤，而这种呼唤实际上蕴含了莫斯的传播思想，即对人与人本真交往的期盼。
礼物交换的象征性首先体现在内容上。通过对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等原始部落族群的研究，莫斯提出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并不仅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它们首先交流的是礼节、宴会、仪式、军事、妇女、儿童、舞蹈、节日和集市”[5]。相较于现代礼物交换浓厚的功利色彩，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更强调个体以及群体对仪式的参与和对意义的共享。比如特罗布里恩人在婚礼中对“mwali”（手镯）和对“soulava”（项链）的文化认同，前者象征女性，后者象征男性，二者的交换则象征着男女双方对彼此的亲近和对关系的确认。这就是礼物交换象征性的表层体现，而更深层次的体现则在交换双方和馈赠礼物的“共融”上。与现代社会更加注重礼物的物质属性不同，古式社会中礼物的实际价值往往回归于无，从而凸显出了礼物的象征意义。象征所在“归根结底便是人物的混融，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期间本来已经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就是契约与交换”[5]。因此，古式社会中的礼物交换与其说是物的交换，不如说是人的交流。“馈赠某物给某人，即是呈现某种自我”[5]，古式礼物交换对物质的消解和对人性的释放，破除了物与物关系对人与人关系的遮蔽，从而真正实现了人与人的本真交往。
除了内容之外，礼物交换的象征性还体现在其形式上。通过研究西北美洲的夸富宴，莫斯总结了古式社会礼物交换的一般过程——给予、接受和回报。这种赠礼和回礼的交互式行动似乎验证了彼得斯对communication词源探索的结论之一——exchange。“‘communication’的第三个意义分歧是交换（exchange），就是说，是两次的迁移，在这个寓意上，它包含交换、情感共享的意思，是一种礼尚往来。[1]”因为回报机制的作用，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变成了永恒轮回的“两次迁移”。比如象征人神交往的农业祭祀，人在祭祀活动中将充满感恩和祈祷的“牺牲”献祭给神，他们相信，“牺牲”之灵会在神的指引下再次回到凡俗社会，进驻到成为来年“牺牲”载体的农业生产中。这就是礼物交换形式上的象征所在——无限循环的社会过程。借鉴中国道家文化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论述，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可谓是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圈。这个包含了给予、接受和回报模式的圈就是象征的框架，它使得集体意识和共同文化通过交换产生，也融于交换之中。区别于当代断裂、浮于表面的符号消费，连续、深入人心的象征交往才是人性交流的基石。由此可见，礼物交换之所以称为象征交换的思想源泉，除了其交换内容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本真交往外，其交换形式更表明了本真交往与古式社会的互为因果关系。而关于古式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莫斯则用其象征性的礼物交换给出了类似齐美尔的答案。
二、齐美尔的知音——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关于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法国社会学巨擘涂尔干与德国社会学大师齐美尔就社会现象是既定事实还是产生于交流一直存在分歧。前者始终将社会现象作为外部事物考察，后者却坚持把人类社会作为内在关系研究。尽管身为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以礼物交换思想闻名的莫斯在解释何为社会时却与齐美尔有着惊人的相似，即社会是需要建构和维系的关系。根据最早介绍莫斯的专著《莫斯》一书，作者让·卡泽纳弗提到，“莫斯曾指出：整个社会不过就是关系”[2]。齐美尔则认为，“社会现象产生于交流，关系和个体之间的互惠，也就是产生于主体间的运动或‘关系网络’”[6]。因此，晚辈莫斯和前辈齐美尔因阵营原因虽从未有过直接的思想交流，二者对社会如何可能的回答却表现出了知音般的理论取向。在莫斯研究的古式社会中，循环往复的礼物交换使得个体间的交流、互惠以至关系网络的建构、维系成为可能。但正如齐美尔将社会如何可能延伸到个人能动性上，深究到意识想象层面，莫斯也跳出了浅显的关系理论，追根溯源礼物交换的本质以探析社会何以可能。
需要明确的是，莫斯是从礼物交换何以循环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即“在后进社会与古式社会中……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5]。换言之，是什么让礼物交换流程中的给予、接受和回报成为一个无限循环的圈，从而使得古式社会的关系网络在交换和交流中得以生成。莫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为“礼物之灵”（Esprit），它在萨摩亚人文化中被称为“曼纳”（Mana），在毛利人文化中则被称为“豪”（Hau）。因为礼物之灵的存在，“即使礼物被送出，这种东西依然属于送礼者，由于有它，受礼者就要承担责任”[5]。此处的责任就是回赠礼物的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归还礼物之灵的责任。在莫斯看来，它是礼物中包含的来自送礼者的某种精神力量和人格品性。因此，“接受了某人的某物，就是接受了他的某些精神本质，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保留这些事物会有致命的危险，这不单单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占有，还因为该物在道德上、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来自另一个人”[5]。据此，礼物交换中的礼物之灵，既确保了生生不息的社会关系，也实现了个体间的人性想象和精神交往。社会的结合事实上是在各种“事物”里实现的——在这里，事物就是个人的心灵[7]。莫斯和齐美尔通过不同方式的阐述，共同强调了社会整合过程中，主体对自我和他者认识及把握的重要性。
如果说礼物中具有的精神是使社会成为可能的内部驱动力，那么交换中流动的意识则可称为使社会成为可能的外部催化剂。此处的意识亦即齐美尔所谓的，将原本相互分开的智力要素综合为一个社会统一体的过程。在莫斯看来，礼物交换与个体或集体意识是相辅相成的，交换产生意识，意识推动交换，二者的共同作用实现了交换的行为主体对藏于礼物中的礼物之灵的普遍承认，同时实现了行为主体对藏于交换中的互惠本质的默契认可。虽然礼物交换一直都受互惠（Reciprocate）驱动，但在“最具伊壁鸠鲁学说倾向的古代道德中，利益指的是人们所寻求的善与快乐，而不是物质的有用性”[8]。因此可以说，古式社会中的交流双方都是怀抱彼此都能获得快乐和善的意识而进行礼物交换的。这种同时站在自我和他者角度上的交流使得每个个体都确信礼物交换中，“流通的根本不是有功用的事物，而是与这些事物紧密融合的个体、群体、荣誉、巫术、宗教、道德等”[9]。换言之，礼物的真正价值在于附着在它之上的声望、荣誉等象征力量，而这些均已融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比如上文提及的夸富宴，莫斯解释道：“夸富宴作为一种财物的散发, 就是‘确认’（Reconnaissance）的一种基本行径”，夸富宴作为一种仪式完成了所有参与者对宴会背后荣誉、尊重、道德和快乐的想象与分享。而这些意识生产行为实际上都离不开齐美尔所言的个人能动性，对于能动的人，莫斯也有着其突破导师理论框架的独特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