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的维度：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及其批判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57 点击次数：199
【内容提要】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是国内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他的新闻史观立足于解决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日益边缘化的问题，深受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影响，借鉴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建构起新的新闻文化史。面对质疑和批评，凯瑞又提出用新闻实践史代替新闻文化史，进一步强调人在新闻实践中的主体性和新闻史的文化性。但是，他的视角是宏观的，研究方法却是微观的。目标在于革新传统新闻史的弊病，但是却又不展开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陷入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困境中。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方法;意识形态;新闻文化史;新闻实践;詹姆斯·凯瑞;蔡博方;大学新闻与;方晨;乌托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是国内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及其历史、社会背景的考察，梳理了凯瑞新闻史观的脉络。他的新闻史观立足于解决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日益边缘化的问题，深受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影响，借鉴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建构起新的新闻文化史。面对质疑和批评，凯瑞又提出用新闻实践史代替新闻文化史，进一步强调人在新闻实践中的主体性和新闻史的文化性。但是，他的视角是宏观的，研究方法却是微观的；目标在于革新传统新闻史的弊病，但是却又不展开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陷入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困境中。
【关键词】凯瑞 新闻史观 新闻文化史 新闻实践史
【作者】方晨 李金泳 蔡博方
【作者简介】方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李金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蔡博方，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助理教授，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
詹姆斯·凯瑞(James William Carey)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批判传播学者。2006年他去世以后，美国的两本传播期刊《大众传播》(Popular Communication)(2007年)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2009年)分别刊登了一组纪念文章①。他的学生、同事、好友称他是“文化历史学家”、“传播理论家”、“影响美国记者最大的教师”、“对话哲学家”，体现出景仰的同时，也凸显出其身份的复杂性。作为媒介学者，凯瑞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他深受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不同学科学者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媒介环境学、新闻教育领域都视为领军人物。如同施拉姆(Wilbur Schramm)把传播学比作“十字路口”一样，凯瑞的学术地图也是以传播为原点，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汇勾联中逐步展开的。他的很多学术成果，深深打上了跨学科的烙印，表现出广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
但是，近年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尚未涉及凯瑞在新闻史观上的立场及其变化，而仅集中于三个主要议题：1.传播的仪式观；2.新闻教育观与批判；3.芝加哥学派及其人文社会思想②。本文认为，若要进一步延伸探究，就无法回避凯瑞的新闻史观问题。首先，传播仪式观之所以有别于传递观，其关键在于仪式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共享性。而集体的仪式共享如何延续，则涉及到了历史经验如何传承与建构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凯瑞的新闻史立场，从而把握仪式观背后的历史经验脉络。二者，凯瑞对新闻教育的批判离不开他对于传播的历史性考察。他指出，所谓的“传播革命”以“专职传播者”(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的出现为重要标志。新闻专业主义以及美国记者职业特征的成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革新美国的新闻教育无法离开对新闻史的考察。三者，关于凯瑞与芝加哥学派学术谱系的讨论，涉及到他如何为文化研究找寻本土登陆点、如何借鉴西欧学术资源的问题。这其中既有纵向的学术史梳理，也有横向的文化、社会传统比照。这些问题，都只能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很好阐释，自然也与美国新闻史、传播史有所关联。由此观之，凯瑞的新闻史观关系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其进行专门考察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③。
而从文献资源而言，凯瑞不但与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埃里温·埃默里(Edwin Emery)、大卫·诺德(David Paul Nord)等新闻史学家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还多次撰文表达对新闻史研究的思考。根据丹尼尔·凯瑞(Daniel Carey)整理的学术目录，他至少有五篇文献集中阐述了新闻史观(Carey D，2007)，分别是发表在1974年《新闻历史》(Journalism History)创刊号上的《新闻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1985年的访谈录《将世界放置在危险中》(Putting the world at peril)、199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传播论坛上的发言《回应新闻史》(Remarks on journalism history)、2000年《美国新闻学》(American Journalism)第17卷上的《新闻与技术》(Journalism and technology)和2007年去世后才发表的《写给记者的简明新闻史》(A short history of journalism for journalist)。这些文章，进一步廓清了凯瑞的学术版图，其影响也跃出了美国，延伸到了荷兰、斯洛文尼亚等欧陆国家④。与过往的研究以《作为文化的传播》为基础讨论传播的仪式观、新闻教育观、凯瑞式的文化研究不同，本文拟以上述几篇文献为蓝本，辅以凯瑞的另一本重要的论文集《詹姆斯·凯瑞：批判性读本》(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还原文献发展的历史脉络，重新解读和审视凯瑞新闻历史观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