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56 点击次数：282
内容提要：尼克·库尔德利明确提出了媒介研究中的“实践范式”转向问题并发展了一套中观的“实践范式”理论。一、超越：原媒介研究内部各种传播范式的不协调尼克·库尔德利认为，媒介研究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间歇发展、松散片断的历史(episodic history)，也就是说，与不同学科的交叉产生出的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传统。基于这种明确的“媒介实践”观，尼克·库尔德利另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把传播研究转化为媒介研究，并重新界定媒介，既不像麦克卢汉的媒介概念那么的宽泛，也不像传统媒体的意义那么狭窄，而是把媒介定位为一切制度化的、用于传播符号内容的结构、格式、形式和界面。
关键词：传播;库尔德利;尼克;媒介研究;文化;实践范式;媒介实践;分析;仪式;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尼克·库尔德利明确提出了媒介研究中的“实践范式”转向问题并发展了一套中观的“实践范式”理论。这套理论接续了詹姆斯·凯瑞的传播实践观，并代表了传播学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研究/实践范式
作者简介：齐爱军，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理论和媒介文化。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逻辑和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1BXW001)的阶段性成果。
自从库恩1962年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它已成为学者们讨论有关学科、科学和知识增长的重要工具。范式表明了理论的视角和视域，决定了解释的方式和限度。科学的进步则是通过范式的更替(“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来完成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在媒介研究(media research)或称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领域，不断尝试用各种“范式”的命名来梳理传播理论资源，同时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关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讨论。①Jensen和Neuman指出，传播学领域的“范式”一方面表明了研究领域的张力，另一方面也指向着研究对象的转型。②
近些年，在欧美媒介研究领域，一种“实践范式”的转向正在被越来越明确地提出和建构。这种“实践范式”试图超越媒介研究内部繁杂的传播范式之间的内部不协调而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学科领域，同时，其目的也不是要抛弃先前媒介研究的兴趣点而是要置换和扩展研究的焦点。其领军人物就是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
尼克·库尔德利是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媒体与传播系的教授，他在2004年发表的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se一文中，明确提出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媒介研究范式，即“实践范式”。他指出，所谓“实践范式”，就是把媒介理解成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理解成为文本或生产结构，它研究的是以媒介为面向(media-oriented)的或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类别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该理论范式更接近于社会科学范式而不是以前的媒介研究，它的提出有助于超越以往关于媒介效果、政治经济因素和受众分析中的旧有争论，同时也能超越过去只狭隘地集中于受众实践行为研究的误区，并使得社会科学中关于媒介的广泛争论变得清晰，最终能勾勒出媒介饱和文化的复杂性图景。③
一、超越：原媒介研究内部各种传播范式的不协调
尼克·库尔德利认为，媒介研究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间歇发展、松散片断的历史(episodic history)，也就是说，与不同学科的交叉产生出的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传统，致力于解决不同的理论问题：首先是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莫顿、拉扎斯菲尔德、卡茨)，它深植于实验社会科学的传统，但却从关于大众媒介的智识争论中获取线索汲取灵感，研究目标是民主和社会秩序；其次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本杰明、阿多诺)，它深植于大众文化的争论，但议题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这反过来又衍生出政治经济分析的传统；再次是符号分析，它的产生语境是欧洲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且把二战后文学理论中最激进的革新理论应用于媒介文本分析中；然后是批评研究特别是关于媒介受众的批评研究(霍尔、莫利)，它出现于英国，与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但却在1990年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更宽阔的经验主义传统；最后是最近出现的人类学对媒介的研究趋向，它是象征人类学的后现代版本(金斯伯格)。这些不同的传统在它们各自的原初理论焦点上是颇有分歧的：大众传播研究的问题焦点是大规模的社会效果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问题焦点是商业化过程；符号分析的问题焦点是文本的多义性；批评研究的问题焦点是表征的过程；象征人类学的问题焦点是媒介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广泛实践。
尼克·库尔德利指出，在上述前后相继发展形成的五个传统中，尽管他们各自关注的焦点问题不一样，理论来源和理论工具不一样，但在背后，依然存在两个基础性的分析轴心点，一是媒介文本分析(media texts)，一是媒介制度分析(media institution)。以媒介文本作为分析轴点时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是如何证明“媒介效果”，换句话说，就是媒介文本和媒介效果之间令人信服的因果链条的存在。无论是媒介文本的传播理论或媒介消费模式理论，还是受众行为的分析理论，只要是从媒介文本出发，都难以避免这个难题。即使是涵化理论，尽管它在证明重度电视行为和观看者认知与道德行为改变之间的因果链条方面更为清晰，但也很难在统计学意义的层次上建立起自己的科学性。媒介制度分析包含媒介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产业研究。但显然，这种对媒介工业和市场结构的分析如果限定在媒介和文化领域内进行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政策的讨论和理解更广泛的经济现象，同时对理解制约媒介和文化部门生产规模和产量的压力问题也会很有帮助。但是，它的困难在于并不能回答媒介产品是如何被普遍性地植入社会生活中去的这个问题。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视角看，也难于从经济因素决定媒介生产的性质的论断推导出(经济决定的)媒介生产性质决定媒介文本的社会后果这样的结论。
所以，尼克·库尔德利建议，我们的媒介研究在理论范式上必须另寻他路，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们用媒介做些什么(What people do with media)？换句话说，新的研究范式不是把媒介文本或媒介制度作为研究的起始点，而是把以媒介为面向的一切松散的、开放的实践行为作为研究的起始点。“将媒介视为实践”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们既发现需要探索的庞大阵容的事物，又找到了有用张力的源头，也就是那种对媒介进行理论抽象的本能”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