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选秀节目须着力提升“选”的内涵和品质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54 点击次数：250
当前电视选秀节目面临着巨大的悖论：各级电视台的积极实践与广电主管部门时时不断的规范引导、未成年电视观众的大力追捧与社会知识精英的忧心忡忡。本文认为其中本质原因在于选秀节目姓“秀”而不姓“选”，电视选秀节目应重视提升“选”的内涵和品质。只有正本清源，将电视选秀回归到“选”的内涵建立和品质体系的完善上，才能真正地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才能促进电视娱乐事业和电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电视选秀;提升;选;内涵;品质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The Talent Show Programmes Should Enhance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作者简介】项仲平，浙江传媒学院教授，博士。杭州 310018
【内容提要】当前电视选秀节目面临着巨大的悖论：各级电视台的积极实践与广电主管部门时时不断的规范引导、未成年电视观众的大力追捧与社会知识精英的忧心忡忡。本文认为其中本质原因在于选秀节目姓“秀”而不姓“选”，电视选秀节目应重视提升“选”的内涵和品质。只有正本清源，将电视选秀回归到“选”的内涵建立和品质体系的完善上，才能真正地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才能促进电视娱乐事业和电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 键 词】电视选秀 提升 选 内涵 品质
当前电视选秀节目是伴随着受众唾骂／追捧、质疑／欢呼、批评／表扬的冰火两重天境遇，在媒体积极参与和行业管理机构重重规范引导的夹缝中滋长。在我国当下电视选秀节目遍地开花之际，劲歌、街舞、饶舌音乐、哈日哈韩服饰、复古或者粗犷背景等在电视内外随处可见。《超级女声》、《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奥运真男孩》、《梦想红楼》等选秀节目均点燃未成年学生人群参与热情，激发大规模未成年受众的广泛关注。这种格局的出现与时代发展的文化潮流、电视文化管理观念的解放、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现象与社会“关联”的背后，更为密切的是电视娱乐产业化的“功利”性和年轻人追求个性张扬等多元的驱动。伴随着“火热”的电视选秀节目，所存在的“疾症”也越来越显突出，促使电视教育者去分析“火热”的电视选秀节目，去探寻电视选秀节目的品质追求，去思考未来电视选秀节目模式的建构。
电视选秀节目(Grass-root Show)是指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低门槛或无门槛的电视才艺选拔节目，通常是“真人秀”节目(Real TV)的形态之一。电视选秀节目的主办方将选拔过程制作成电视节目予以播出，并对参赛者中的优胜者进行发掘、培养和包装，将其纳入演艺活动与演艺体系之中，既帮助选手们实现明星梦，又为电视媒体赢得利益。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借鉴欧美《POP IDOL》（流行偶像）、《AMERICAN IDOL》（美国偶像）等形态，形成了我国自己特色的节目类型，出现了电视选秀节目的南派和北派、地方派和京派等。面对这类良莠不齐、利弊明显的新兴节目形态和活动特色，专家见仁见智，意见纷纭且态度不一。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忧心忡忡：“这类节目把自我表现娱乐化、游戏化，过分挑逗个人表现欲。民众难以准确定位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令社会越来越浮躁。”①忧虑是必要的，而如何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则更加关键。国家广电总局极为重视，曾多次下文严加规范，并提出具体可行的整改意见，使电视选秀节目整体在规范有序的轨道上，但电视选秀节目在传播过程中彰显的问题也是不能熟视无睹。笔者认为选秀节目必须重视提升“选”的内涵和品质，处理好“选”与“秀”之间的辩证关系，着力“选”字当头，把“选”的内涵提升与节目“秀”的运作并举。在政策规范上导胜于堵，在观众的媒介素质上因势利导，纠正当下“秀”的偏差。这样既符合电视媒体利益的追求，又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更能实现电视文化的兴盛与繁荣。
一、“秀”的失衡
我国电视选秀节目的问题和困惑与其自身的先天不足有关，特别是“选”与“秀”的本末倒置。“秀”字当头的当下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具有特定涵义，并包含众多隐患：
第一是历时性概念的纠葛。我们通常所说的电视选秀节目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人才的选拔。从文化本质上说，传统电视选拔是一种较单纯的文艺演出活动，而当下电视选秀则是一种全方位的娱乐活动。从参与的组织来看，原本的电视选拔主要是文艺技能的比拼，电视只是客观的记录者、活动的游离者和利益的旁观者；而当下电视选秀汇集电视台、参与者、观众和文艺单位甚至社会方方面面的觊觎利益的组织。从活动的宗旨来看，原来的电视选拔谋求两方面效果：一方面是对艺术竞技效果的追求，通过演艺技能的比赛，提高选手表演水平和观众的欣赏乐趣；另一方面为社会效果，传承中华艺术文化，这也是艺术团体和电视台当时的共同目标。而当下电视选秀的宗旨就比较复杂：在这社会转轨变革的时期，电视台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政治风险的最小化，参与者寻求投入与产出比的最大值，经济的功利性目的成为压倒一切的总目标。从选拔的标准来看，原来电视选拔尽管不纯粹，但是仍坚持艺术标准，而当下电视选秀把选秀标准节目化或采用多元标准的评判体系。
第二是文化范畴的混沌。中国电视选秀从追求艺术品格的精英文化演变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主体，残留精英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混合物。我们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人文、艺术人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与确立，文化的单一性地位受到了多元文化的挑战和冲击，大众文化异军突起。诚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所说的：“过去的三十年里，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竖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②当下在中国这种文化矛盾和冲突也依然存在，流行的大众文化助推了我国电视选秀节目“火热”，选秀节目与选秀活动的热涨反过来又使得大众文化进一步流行，从而进一步显露出电视选秀的问题：一方面使选秀行为的文化性质转变。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选拔运动让位于大众文化的平面的民众运动，严肃而理性的文化启蒙运动不得不退位，喧嚣的、随意的和无厘头式狂欢粉墨登场；另一方面，选秀标准的迷失。精英文化中艺术至上的评判依据受到大众文化的种种干扰——收视率标准、商业标准、集团利益，从而使电视选秀节目的进程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选手、评委和观众的质疑声、漫骂声。有趣的是，这种争议却反过来被选秀节目运作高手和市场的推手们收编，成为推动电视选秀节目收视率的一大法宝，文化艺术最终难逃收视率的“蹂躏”。
第三是传播理念的异化。电视选秀节目主要定位于张扬个性、敢作敢为，勇于追求理想、实现自我的人群。MTV前总裁罗伯特·皮特曼(Robert Pittman)认为：“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与前代人的交流方式不同，他们可以同时加工不同来源的信息，他们瞥一眼就能够解读一幅画或理解身体语言，而媒体和广告的制造者们正在学说后电视一代人的语言。”③传媒大师麦克卢汉也认为：人们对自己在人和材料中的延伸会立即产生迷恋。④当下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问题关键在于过分强化“秀”的运作从而异化了传播的理念和艺术评判标准，片面释放娱乐的信息和其娱乐元素：如未成年参赛选手忽视表演基本功，过度强调现场“秀”。美国选秀中出现的“孔庆翔事件”中这个香港选手表演水准差，却以真诚之心打动了观众和评委，从而获得成功。这种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神话点燃普通人群参与选秀的热情，误导他们以激情代替理性，以个性展现代替艺术水准。又如，组织参赛的媒体和其他团体并不甘心隐身幕后，时不时在公众面前“秀”上一把，或为在选秀过程中充当纠纷的和事佬，维持比赛的顺利进展；再如，评委放弃客观中性立场，直接加入电视节目“秀”的行列。在电视选秀进程中，评委时常越位，以尖刻的语言、辛辣的讽刺和夸张的肢体行为，甚至是场内外的真真假假的纷争等介入选秀节目之中，成为吸引观众赚取收视率的一大利器。可以这样说，这种传播中产生的异化，已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观众的视听，使涉世不深的未成年人和部分观众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真相的幻象，而深陷自我迷恋的“乌托邦”。
